早前，一名小學教師在授課時誤解鴉片戰爭起因，引來下至屈穎妍、上至新華社的口誅筆伐。縱使大多數港人都清楚該名教師出錯，也無多少人為其辯解，一眾中共爪牙還是捉住機會上綱上線，將事件提升到是整個香港教育體系出了問題的層面，並將之與香港年輕人「不愛國」的「叛逆」抗爭勾上關係，視為香港亂局的根源。
無獨有偶，上周五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道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試題，再度挑起對香港教育的爭議。教育局長楊潤雄一改特區政府凡事慢三拍的作風，考試當天下午即開記者會，指摘試題偏頗，更破天荒地施壓考評局要其取消試題。中共喉舌和建制爪牙接着發難，猛攻香港教育界，批鬥謾罵數之不盡，務求將香港一切問題歸咎於「由反對派把持的教育體系」。
假如香港教育真的出了問題，原因是在反對派身上嗎？由97年回歸至今，何曾有過反對派主理香港教育？23年來教育官員一個比一個紅，莫說把持，廢除中史必修、開立通識科、教改、三三四、殺校……這一大堆教育政策，哪一項不是特區政府強力推動？又有哪一項是反對派左右得了？事實恰恰說明，香港教育若出問題，問題也只會來自特區官員自身。而是次爭議反映的是楊潤雄乃至周邊建制嘍囉，一不懂教育、二不懂年輕人，只懂跟在中共後面大跳忠字舞，以政治踐踏教育專業。
局長及一眾建制懼怕考生「受偏頗資料誤導」而得出「錯誤」答案。然而考試的意義，難道不正是要將考生按作答水平區分嗎？涉事試題提供的背景資料雖有利其中一方，問題卻是開放性質，考生可以自己的知識加以補充並作出判斷，這不正正是考核考生對20世紀上半葉中日關係的認知嗎？若是有考生真的「受誤導」，不懂引用其他資訊反證，在論述中徹底忽略日本侵華這一常識，這亦自然會反映在其成績之上。考試不容「答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教育理念？何況即使假定楊局長「只有弊，沒有利」的標準答案成立，此題也非是非題，考生需要列舉論據來說明其如何達至這結論。論述能力也是區分考生水平的方法，並非如局長所說的不能作評核之用，不然數學題標準答案人人一樣，何以要求考生詳列算式？只在意答案而不在意思考過程，正正反映楊潤雄連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也欠奉，只懂像中共般要求學生「不要問，只要信」。
局長及中共喉舌眾多攻擊背後的另一個潛台詞，是他們深信香港學生已被洗腦，易受誤導，只懂反中亂港而沒有國家觀念，而這是出於歷史教育的不足，因此他們假定不少考生會答錯，也假定香港教育體系需要整頓。但是香港年輕人真的缺乏最基本的歷史認知嗎？別的不說，單是抗爭者以日本皇軍及納粹黨衞軍比喻壞事做盡的香港警隊，足證他們對大是大非的歷史事件具一定認知，又怎會那麼容易「被誤導」？香港年輕人的反抗，顯非教育問題可以解釋，中共及嘍囉們卻連這最基本的事實也接受不了，只懂一味誣陷後生。
大造文章助內地維穩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中共和特區政府至今仍然不願承認港人反抗是源於其暴政，於是一味尋找其他理由來為自己開脫，教育即成了其替罪羊。如今由有教師誤解鴉片戰爭起因到這次涉及抗戰歷史的試題爭議，中共喉舌抓緊機會上綱上線，在內地大造文章，更是有意煽動內地民族主義情緒，配合多國因肺炎事件猛攻中國的形勢，營造出一種「外國亡華之心不死」、「抗爭者盡是漢奸」的氛圍。目的自然是要轉移國民視線，減輕政權因疫情及經濟下滑所受的壓力，也讓國民在可能面對的制裁中更易「共赴國難」。而在香港層面，趁機大舉肅清教育界，全面引進中共式教育，則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林海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