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零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這條試題，與教育局建議的中史教材所謂「日本侵華對中國之積極意義」，本應符合中共史觀，不料中共卻說「偏頗、引導學生作漢奸」，大張撻伐；民主派反而為之辯解，可謂大奇。
試題着學生討論的說法，假如流行於時，取以命題固無不可；但那說法分明是考官自擬，那就是另一回事，何況不說「弊多於利」而說「利多於弊」，末減日本侵華罪行的用心很清楚。考官中立，就應問：「一九零零至四五年，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弊，孰輕孰重？」試題雖是問考生同不同意，但這難掩「利多於弊」四字的偏頗。當然，對中共來說，日本那四十五年所作所為，的確利多於弊，現謹述其要者。
第一，蔣介石一九二六年開始北伐，中共則千方百計阻撓，例如陰謀發動中山艦事變，希望篡奪廣州國民黨政府權力，主宰革命力量。日本同樣擔心蔣介石北伐功成，振興中國，於是，待北伐軍將臨濟南，即遣兵入濟南大開殺戒，史稱濟南慘案。日軍還勒令中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下跪，見蔡公時不屈，就把他雙腿脛骨打斷，兩眼挖出，舌頭割去。中共只恨日軍終不能阻蔣介石掃清軍閥，統一中國。
第二，蔣介石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三次剿共，節節勝利；日本怕中國內亂敉平，於是發動九一八事變，出兵侵佔瀋陽，蔣介石為勢所迫，剿共不得不中止，功敗垂成；一九三二年五月，蔣介石第四次剿共，攻陷中共的鄂豫皖蘇區，正包圍中共贛南的中央蘇區，日本又出兵侵熱河，剿共軍主力唯有北調抗日，中共又得解圍。
第三，抗日期間，中共屢次與日軍夾擊國軍，例如一九四一年九月，國軍在山西苦戰日軍，卻遭共軍突襲，腹背受敵，終告敗北，勇將武士敏自戕殉國。中共就在毛澤東「七分擴張勢力，二分對付國民黨，一分抗日」政策之下，迅速坐大。難怪毛澤東一九六四年對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更三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中共奪取政權後的一切，這裏可不必說了。
所以，不是喪心病狂，不會說當年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命題者也許以為，中共因日本而得天下，其「利」可掩蓋一切，有教育局所謂「積極意義」。他一定想不到，中共會責他「不愛國」，是「漢奸」等等。而香港民主派中人，見中共小題大做，要乘機染紅香港教育，不少就力言「試題根本中立，並無不當」，那是不知抗共之餘，也必須是非分明。
宋哲宗初年，舊黨司馬光為相，要盡廢新黨的措置。同屬舊黨的范純仁反對，認為應去其惡者，存其善者：「去其太甚者可也，不然，滋為民病。」是其是，非其非，是大政治家之道（《宋史》卷三一四）。這道理香港民主派必須明白。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