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沒有疫情爆發，在國際關係的未來學，我們一直探討一個問題：未來的國際組織應該是怎樣的？基本上，現行的國際組織皆由國家主導，是次疫情中備受爭議的世界衞生組織，正是典型，因為它是聯合國一環，一切都跟隨主權國家規則行事。但以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明顯受到不少局限：無論是威權政體還是民選政體，任何一個成員國所代表的，都是自身國家利益，而對於本國利益的考量，自然意味着對宏觀整體人類利益的犧牲，例如氣候變化、核擴散等議題，與國家利益之間永遠存在張力。從這次疫情當中，世人都察覺到不論怎樣評估WHO的抗疫成效，以國家為單位的局限性，都已表露無遺。
而且，任何國家都要通過官方程序，才能決定呈上甚麼資訊、或開放甚麼地方予外界調查，有關決定自然基於國家利益計算。縱使許多醫護人員嘗試在不介入政治爭議的情況下，盡力提供專業建議，但還是不斷碰到地雷，香港的袁國勇教授即是一例。但假如在處理人命相關的危機時，我們能成功避過政治地雷，更多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卻犧牲掉，這又是誰的責任？正如世衞所言，人類公共衞生是一個跨國界的概念，假如各家自掃門前雪，又有誰來為弱勢國家發聲，怎樣出現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要因應世衞的失職，而作出相應懲處，甚至倡議另起爐灶；亦有人提出把世衞此類國際框架收納於 G20 內，眾成員國至少是稱得上有若干水平的發達國家，或會更值得信賴、更具透明度。然而，這種另起爐灶的方式仍然是相對保守和傳統的，僅是根據現有的權力分配邏輯推倒重來。就是出現了「G20WHO」，主導權由偏袒窮國的「一國一票」選出譚德塞，變成偏袒富國選出另一名總幹事，遊戲規則依然一樣，還是國家利益。而「國家」這個單位，不過是國際秩序持份者的其中一個面向，不可能壟斷一切。
籲建第三支柱「共享.世界」
那麼，我們還有別的方式嗎？過去數月，不少有心人嘗試突破上述固有邏輯，由下而上地建立一個並非以國家為單位的「另類世衞」。一批前外交官、學者及專業人士，發起個聯署《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尋求在現有由國家主導的抗疫、聯合國框架之外，建立全球衞生的第三條支柱：一個由下而上，由各地企業、專家、民間代表組成，非以國家為單位，並擁有全新形態的國際衞生組織，這個新的組織名為「共享.世界」（One Shared World），牽頭者是美國前外交官、當過Asia Society副主席的Jamie Metzl，我本人也有參與聯署。
聲明指出，現有的國家和國際機構不能充份滿足許多我們最大的共同需求，包括預防和回應類似COVID-19大規模疫症，有效防範核武器、生化武器、網絡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威脅的擴散等。由於各國政府的首要事項與人文社會的集體需求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我們得擴大對集體決策的概念和展現行動的能力，才可應對我們當前最大的全球挑戰，「我們尋求在主權國家和我們各國政府聯合建立的重要國際機構之外，建立全球權力結構的第三條支柱。這第三支柱是全方位包容的全球社會運動和政治力量，代表着以民主方式表達的人類共同意願」。
這類討論，在過去三年間越來越熱烈，除了因中國以銳實力滲透國際組織，也因為美國在特朗普時代走向半孤立主義，處處顯示出不願承擔國際責任，例如退出《巴黎協定》、TPP等一系列或理念、或戰略平台，這才讓中國有機可乘，甚至取代美國得到「捍衞全球化」的話語權。今天看來，實在何其諷刺。
由下而上的國際組織，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自然極難。例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若大企業真的能夠達成一個共同準則，各國政府在稅收等各方面，又是否會配合？各國專家以個人身份在新組織作證，會否成為危害本國利益的whistleblowers？但無論這類問題能否理順，在不遠的將來，將會慢慢有數類國際組織並存：以國家之間溝通為規則的（例如東盟），擁有超國權力的（例如歐盟），還有非國家為單位、以專業團體、非政府組織及企業由下而上組成的全球網絡。三者分別代表國家本體利益、國際組織的結構性利益、還有廣義人類整體利益，而這三個元素，缺一不可，將成為未來國際秩序的互動基礎。
沈旭暉
中大全球政治經濟課程副主任及客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