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全國人大授權香港按《基本法》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然而，中共卻突然在上月表明，原來港澳辦及中聯辦對上述特區所享有的自治權，一直擁有「監督權」。
其實，所謂的監督權是源自14年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所提及的全面管治權。而令香港社會尤其憂慮的是，監督權對特區法治所造成的致命傷。因按照《白皮書》，包括法官在內的「愛國治港者」，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更必須效忠國家及「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換言之，兩辦可監督法官判案，藉此確保所有判決，均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依歸。
對筆者而言，這簡直是晴天霹靂。因正如我也曾撰文提過，特區沿用普通法法制、把終審法院設在特區，以及邀請外國法官參與審訊，都是筆者所爭取的。
先是在83年，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來訪我的辦公室時，我向他介紹香港的法制和英國與香港的案例匯編。他即時跟我說：「將來香港一定要繼續採用普通法，因大陸的法制與香港的截然不同。97年，國家在港恢復行使主權後，應該讓香港維持原有的法制及法律。」
其後，同在83年，筆者問另一位新華社副社長李菊生，如香港終審法院設在北京，那麼，法官、大律師 / 律師和法律書籍會從何而來。他回應我說，當然由香港飛往 / 運來。我便問他能否以方便起見，將終審法院設在香港，而非北京。他立即爽快地答允了。
接着，我跟他討論香港終審法院法官人選的問題，提出從外國投資者角度看，目前如他牽涉入刑事或民事訴訟，他對香港獨立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何況，最終還可上訴至樞密院，而那些德高望重的法官肯定會作出公平裁決，並不會讓香港或英國政府影響他們。但97年香港成為國家一部份，而內地的法治卻顯然不符國際標準，於是我便提議希望能有三個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與兩位本地法官，一同參加終審法院的審訊，讓外國投資者放心繼續在港投資。李菊生亦即時支持此建議。
以監督權剝奪司法、終審權
以上安排及後都訂明在《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之內，但後來中英達成秘密協議，將海外法官減至一位。自《聯合聲明》頒佈後，親共人士總常強調特區享有的自治權，更勝港英時期，因特區擁有前所未有的終審權。然而，如今監督權的說法，明顯就是要特區法官效法內地法官，按黨旨判案，這樣下來，特區還有司法獨立和真正的終審權嗎？
眾所周知，基於民主遙遙無期，特區的行政與立法早已唯京是從，港人一直只能仰賴司法來守護公義。可是，中共近年總是千方百計去衝擊特區的司法，務求達致三權合作。筆者起初從政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法治來保障港人的自由，後來我更意識到民主與法治缺一不可，而委實中央政府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也作出相關承諾，但如今卻擺明全面推翻。
法治已是特區的最後防線，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筆者呼籲所有司法及法律界人士都必須堅守崗位，在處理每宗案件時，均秉承普通法的優良傳統，不受政治考量左右，全力捍衞特區的法治精神及司法獨立。共勉之！
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