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一直讓港人嚮往不已，一場武漢肺炎令不少打工族終於初嘗這種工作模式。但早在肺炎來襲前，荷蘭已經有約120萬人在家工作，間中在家工作更有約330萬人，被譽為是「打工仔天堂」。而以「社畜文化」見稱的日本，當地政府近年也鼓勵企業「靈活工作」。同一件事，在東方和西方實行為何差天共地？
荷蘭人着重平衡工作和生活，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荷蘭人平均每周工作29小時，是工業國家之中最低，原因是選擇兼職或「部份工時」的人比例很高。自2016年，荷蘭法例保障僱員做滿6個月就可以向上司要求調整更改工作時數、時段以及地點，其後每年可再提出修改。對僱員提出的要求，老闆沒有合理理由，是不能拒絕的。
荷蘭每周工時短 老闆信得過員工
來自荷蘭的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助理教授Emmy Van Esch博士指：「老闆必須滿足員工的要求，除非有重大的商業考量而不可能滿足，例如安全問題。基本上大部份荷蘭人也受惠於此法案，尤其希望多陪伴子女的媽媽。」
荷蘭的數據研究中心Statistics Netherlands的2019年報告顯示，當地有五個行業六成人以上會間中在家工作，包括資訊科技、教育、金融服務、商業專才和能源供應。荷蘭是其中一個工時最短的國家，但就從來沒有聽過人指摘荷蘭人懶惰，Dr. Van Esch表示：「在荷蘭，老闆信任員工在家也能把工作做妥。那裏沒有不明文的辦公室規則，荷蘭文化是有話直說。若果你朝九晚五的工作，你會5時回家，哪怕你的上司仍在辦公室。」荷蘭人辦事效率高，是因為工作時會完全投入，不會處理私人事務，午餐時間都只是30分鐘。相反地，放工後他們不會聯絡同事，非常尊重每個人的私人時間。
說到職場文化和心態，日本出名傳統和苛刻，過勞死事件時有發生。事實上，日本政府多年來致力推行「靈活工作模式」。本身更打算以舉辦奧運作契機，自2017年以來，將每年7月24日，即是原定的東京奧運開幕日定為「遙距工作日」，鼓勵公司讓員工在家中或其他地點處理工作，希望藉此紓緩每日的運輸壓力和鼓勵女性就業。日本政府曾計算過，如果到了2020年每間公司都有約15.4%的員工在家或遙距工作，單是將節省的交通時間轉化為生產力，就可以為國內生產總值進賬4,300億日圓。
日本不接受WFH 溝通要面對面
不過在日本生活了14年的港人Cassie，就覺得日資公司不太接受「在家工作」這一套，「日本人的文化是一定要面對面溝通，才可以得到對方的信賴。所以明明有些事情可以電話上討論，他們還是很喜歡約定某個時間，去客人那邊開會。」自從日本政府頒緊急令，要求人民盡量減少外出，Cassie任職的公司也開始要求員工在家工作。她和身邊的同事也有感，在家工作令各自的工作能力原形畢露，「平時在日本工作，說白一點就是大家常常推卸責任，他們很少很明確地說由誰負責某件事。在家工作之後就沒辦法這樣做，就真的看你交出甚麼成果。」
本以為疫症令日本打工族終於可以一嘗在家工作的滋味，脫離日日逼電車，夜夜「開夜車」的日子。豈料東京慶應大學今年3月底進行的調查顯示，有三成五在家工作的員工心情比在公司上班還要差，五成人覺得分別不大，而只有近一成半的受訪者覺得在家工作更快樂。調查更發現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家工作反而令工作和私生活界線（work-life boundary）變得模糊。香港浸會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碩士課程主任張雨夏博士指：「令人最擔憂的反而是過多的溝通。沒有平日在公司朝九晚六的時間規限，上司或同事隨時就發訊息或電郵過來，令大家在家工作用多了時間。這點大家要討論，取得共識。」
西方人普遍比東方人更容易接受在家工作，是由於客觀原因，例如兩地產業結構不同，抑或是文化觀念差異所造成？在荷蘭和香港工作過的Dr. Van Esch就如此解讀，「許多亞洲國家被視為男性化國家，即是亞洲人更加傾向競爭和追求成功；西方國家尤其是北歐和西歐被視為較女性化的國家，即是人們更重視平衡工作和生活、生活質素和快樂。經濟體系方面，荷蘭是福利主義國家所以當地人更少擔心金錢和前途，因為國家會照顧他們。」
記者：蘇芷瑜
攝影：伍慶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