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滿江紅的區議會去年11月24日一夜間扭轉，《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聲竟在今年的會議堂響起。若有港豬冬眠過後睡醒看見此幕，定以為「光復香港」已成真。
事實是民主派縱然贏得選舉，卻沒贏到半點權力。政府和警方全方位打壓下，區議會資源被減、職權被削，不但會議開不成，連決議也無法逼政府執行，甚至議會外的政治宣示也受干預。有資深區議員形容，今時今日比過去廿多年充當少數派的日子更難捱。有區議會新丁面對打壓，更體會到反抗的必要，「個政府唔係我哋揀出嚟，所以唔會理我哋。我哋必須牢牢記住呢個狀態，唔可以輸呢場反抗運動。」
記者：關冠麒
攝影：何家達 梁志永
相隔17年，單仲偕重返位於葵興政府合署10樓的葵青區議會。驟眼看，區議會辦事處並無大變，主席房內的裝潢跟他的印象相差不遠，傢俬都似乎未有更換。房外的白牆上，依舊掛了歷屆區議員的合照，由回歸後首屆區議會（2000年）開始，左至右、上至下整齊排列好，密密麻麻的人頭中仍可找到壯年時的單仲偕。
合作變對抗 藉抗疫打壓
「但今屆仲未影。」單仲偕指着牆上的空白說。按慣例，葵青民政處職員會在每屆區議會的首次大會，安排全體議員合照。但由1月至今，葵青區已開過三次大會和一次特別會議，依然未有相關安排。政府與區議會之間關係的改變，不言而喻。
其實在葵青區民政處的紀錄中，大會只開過兩次。原定1月30日舉行的會議，在區議會網站上被註明「會議未能如期舉行」。會議原定商討區內抗疫安排，那天一眾區議員準時兩點半前到會議室，卻發現大門被鎖上，隸屬民政總署的區議會秘書處以響應特首在家工作抗疫為由，拒絕提供支援。最終廿多名民主派議員惟有移師政府合署外的露天樓梯，在陽光下來一次最公開的會議。類似的情況在黃大仙、屯門等區亦有發生。
「係以疫情作為掩飾嚟打擊區議會，當然講到好堂皇㗎。」葵青區主席單仲偕說。葵青區是少數民主派曾長期「揸莊」的區議會，由1988至2007年一直都是民主派佔多數，單仲偕早在94至99年已做過五年葵青區主席，在他印象中，無論民主派或非民主派的區議員，跟政府部門一直維持良好關係。當區總警司偶爾會邀請全體區議員到警署食咖喱、飲啤酒。民政總署和民政專員亦只扮演輔助區議會的角色，僅負責統籌不同部門落實區議會的決定。「𠵱家係由回歸前後夥伴合作嘅關係，變到監察、不合作，接近對抗性嘅關係。」他嘆道。
林鄭改撥款 增財政壓力
去年11月當選後，單仲偕聽到一些政府中人的耳語說：「林鄭月娥同佢個系統啲人講：『區議會淪陷咗喇。』咩叫『淪陷咗』？對我哋嚟講，區議會𠵱家先真係表達到市民嘅意見。」林鄭政府將鬥爭思維應用到地區、民生工作為主的區議會幾乎每一個層面都受到打壓，「簡單嚟講，係唔想你有政績」。
最實在的，是在資源上的打壓。自從建制派2007年區議會選舉中扳回2003年的失利，並取得所有區的控制權後，政府對區議會提供的資源即大幅增加。2008至09年推出「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各撥款三億元予區議會推動社區活動和改善環境工程。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其後連年增加，自2017年起，已達4.61億元，較最初上升了超過五成。
到今年民主派光復17區區議會後，表面上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維持總數約4.61億元，但當中預留給民政總署作中央應急儲備的金額，卻由每年490萬元，大增四倍至約1,900萬元，因此每個區議會可動用的撥款就平均減少超過3%，連同通脹和人口增長，對區議會的財政將造成壓力，當中葵青區的削減幅度最嚴重，達5.6%。民政總署曾向議員解釋，有關儲備金額增加是為了應對緊急的防疫工作，某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對現屆區議會的不信任。
區議會和民政總署的溝通渠道亦都收窄。單仲偕指出，過往建制派佔大多數時，民政總署署長與18區正、副主席每月都有定期會面，聽取議員對政府、區議會運作的第一手意見和投訴。但今屆區議會正式運作超過四個月，類似的定期會面仍未出現。單仲偕最近一次見民政總署署長謝小華，是民主派議員約見張建宗，張建宗將會面推給劉江華，謝小華才跟隨出席。
但最致命的，是對區議會的職權和決策能力的剝削。這種打壓對元朗、油尖旺、灣仔等，在過去的逆權運動中出現過重大警暴事件的地區，尤其明顯。黃偉賢是元朗最老資格的區議員，由1991年起一直高票連任，28年來充當極少數派後，泛民終在抗暴效應下成功奪得元朗七成席位，黃亦被推舉為主席。但黃偉賢指出，今屆的區議會工作，比過去28年的大部份時間都要來得艱難。
DO針對 削權兼阻查警暴
今屆元朗區議會最重要的議題必然是7.21事件。早在第一次大會，全體民主派議員已投票贊成就7.21成立工作小組。但隨後第二次大會訂立職權範圍時，卻受到當區民政專員（DO）袁嘉諾的阻撓，指「調查警察濫用暴力」、「調查警方有否部署失當」等方向皆不可行，因區議會並無調查執行權。「我費事同你拗，『跟進』算喇。」黃偉賢遂將工作小組的職權刪剩一項 — 「跟進7.21事件」，但民政專員認為看似中性的「跟進」二字亦非區議會職能，更在黃偉賢要求表決時拉隊離場。
大埔和東區區議會早前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和「監察警方執法及行動特別委員會」，以及最近油尖旺區討論「重組警隊」時，當區民政處職員同樣離席杯葛。政府引用《區議會條例》第61條，指有關內容涉及全港性或政治事項，與區議會職能不符。
「點解突然間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啦？好明顯係打壓啦！」黃偉賢指，過去作為區議員的他一直都認同應以地區事務為先，政治問題留待立法會解決，但帶頭將政治帶入區議會的，卻是建制派和政府。2000年，政府引用《公安條例》起訴一班遊行示威的大學生，引起市民對「公安惡法」的關注，過千市民上街要求修訂。元朗區議員民建聯盧旭芬卻在元朗區議會上提出「保留現行《公安條例》」的動議，為政府護航，「我記得我發言時都話，呢個先例一開，以後就會有好多政治議題喺區議會討論。」
果然，區議會隨後就變成政府營造民意授權假象的地方，政改、23條、強積金，政府將一條條惡法帶到各區議會索取橡皮圖章，「當區議會係政府控制，就咩都畀佢傾，到今日民主派過半數，政府擔心民意係反對政府，就唔畀傾，唔畀民意喺區議會反映」。
偏袒建制 罔顧民生福利
除了維護警隊尊嚴，民政專員亦對區議員的抗疫工作諸多阻撓。2月，元朗區議會欲採購口罩供市民使用，當時黃偉賢向民政專員建議：「可唔可以直接採購？𠵱家係鬥搶㗎喇，如果你要招標，我肯定咩都買唔到。」專員卻一口拒絕，最終結果可想而知。
「喺區議會我都算最耐，同幾代嘅DO都合作過，嗰種不信任嘅程度，係突然呢一屆改變。呢個DO（袁嘉諾），舊年都係佢做㗎箒，同今年嘅態度完全係兩回事。」
黃偉賢懷念以前仍是少數派時跟民政處的夥伴關係。多年前，黃偉賢曾代一群社工為當區的福利事務提動議，當時不論政治立場，所有議員發言時都同意其建議，到投票卻被建制派否決。社工親自向時任委員會主席了解原因，主席直認不諱：「因為黃偉賢提囉，黃偉賢提我哋就反對㗎喇……你叫黃偉賢下次唔好出聲，唔好講嘢，我哋就過返喇。」
「當刻我係有少少㷫，你哋冇『吉士』呀大佬！」沉澱過後，黃偉賢決定以後拐個彎來推動自己的動議：自己先寫好計劃書，再私底下找民政專員商量。「不如你（民政）提，你攞咗我嘅計劃書去，當係你嘅嘢。我唔會穿煲，總之過咗就得……政府一提建制派實支持。」黃偉賢過往不少地區事務都是以此形式解決。但到今天，這種合作關係已告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