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鄧龍威被屈運毒,在菲律賓坐足十八年冤獄,出版《黑獄第5730天》。懲教署數字顯示,截至今年二月,6,679名囚犯中,有1,314名是外國人,當中近一半與毒品有關。
有一個人在深淵中吶喊,獄中書訴說血淚史,也不足為奇。
南非囚犯Zanele(筆名)與澳洲義工通信三年,寫成一本長106頁的英文自傳,在去年聖誕節出版。
她被判監16年,在囚千日,書名就叫《Bag Full of Years(沉重的歲月)》—訴說被遭毒販蒙騙利用,運送一公斤多的可卡因來港的經過,和在獄中的辛酸故事。
記者:鄭祉愉
隔着羅湖懲教所探訪室的玻璃,Zanele戴着CSi口罩,身着黃色長袖囚衣,披上一件灰色毛衣,訴說她的故事。囚犯每月只有兩次珍貴的探訪機會,會面時間只有半小時,那是她離外界最近的距離,至少心可自由。
四、五年前,二十出頭的她住在約翰內斯堡,有過幸福的家庭,相愛的丈夫,育有三個女,擁有一家麵包店,在大學進修旅遊及商業管理,一生從未出國。一家人極其親近,她懷抱夢想,想多掙點錢,於是向做服飾生意的朋友Umgibeli取經,對方建議她賣化妝品、手袋服飾。她認真考慮,租用了pop-up店,去了一趟中國,買名牌A貨,意外賣得很好。沒多久,Umgibeli也由中國回來,說幫她下了一張珠寶定單,保證能賣,甚至介紹做生意的尼日利亞朋友,在杜拜轉機時碰面,可以護送她去香港。
於是,她坐上了往香港的飛機。在杜拜見面後,對方卻藉詞有突發公事,去不了香港,臨行前要她把一個裝有運動器材的腰包,帶給香港的友人,亦會有豐厚報酬。
幫忙變運毒 一判16年
結果,她在香港機場被海關截查,帶到房內。職員指着腰包,問是不是她的,隨即打開—赫見四個用膠包好的包裹。震驚得腦袋一片空白,她呆呆地說:「我完全不知道腰包有甚麼。」她幾乎要瘋了,想着:「我怎麼可能把腰包帶在身上,但不知裏面裝了甚麼?」海關職員隨即向她宣讀警誡詞:「基於懷疑販運危險藥物,即可卡因,你被拘捕了,你有權保持緘默。」
第二日就提堂,一年後,按毒品數量,她被判16年。她寫道:「不再有自由了,只有哀傷,寂寞,淚水與壓力。」
按懲教署截至二月數字,1,314名來自其他國家的囚犯中,有630人觸犯毒品相關罪行,接近一半。
剛剛被還押到監房,她一踏入門內,已訝異於外籍囚犯之多,菲律賓、印尼、南非、肯亞,甚至萊索托(Lesotho)以至南美洲國家都有。她與其他囚犯交談,才學到有關毒品的事,其他人吞下毒品,有的知情,有的不知。她與來自菲律賓的Jane成為好友,她每天飲泣,某一天才對Zanele吐露故事──遠赴秘魯當外傭,結識男友,被家暴,知道他是毒販的秘密後,遭威脅運毒,不肯就殺了她。
像她們這樣被利用運毒的人,是毒騾(drug mule),毒販則逍遙法外。國際間早有研究,巴西人權組織ITTC曾接觸365名運毒的移工女性,發現約有一成二是人口販運受害者。
廣東話像火星文,她曾一個字也聽不懂,不知道有沒有罵過她,但她曾被欺凌,監獄不准自己洗內衣,囚犯都私下晾,她卻被另一女囚偷去內褲,因此被單獨囚禁10天。
獄中,不擅辭令的她嘗試傾訴自己的遭遇,只換來無情的訕笑聲,有人索性叫她「閉嘴」,還有人說:「Zanele你經歷這一切,我也是。接受現實,正面些,我們還有未來,寫啦。」入獄三個多月後,睡在16人囚室中,她夜夜失眠,不斷怪責自己,「我因為自己的衝動,愚蠢而失去自由」。
義工助圓寫作夢
在痛苦和絕望中,開始動筆寫作,寫了四、五頁。在2016年,她遇上了澳洲義工Michael Fenton,已七旬的退休精神科護士。2016年4月,Michael在杜拜旅行時,電視剛好播放一則報道,提到胡頌恒神父跨國阻止毒騾來港的計劃,冒昧寫電郵,八月便來港協助他,探望囚犯。
也是隔着一扇玻璃窗,Zanele與他首次遇上,提到打算在出獄後出書,Michael立即說:「我可以幫你,你出獄前就可以出了。」她幾乎不敢置信地問:「真的?!」Michael肯定地說,願意一力承擔編輯、出版和印刷工作,只要她把稿件寄去澳洲。
Zanele想着,那可是個難題。初初進監獄時,她在製鞋工場,僅賺280元一個月。她屈指一算,10張信紙賣兩元,10個信封10元,越洋寄郵件去澳洲,視乎郵件重量,郵費由6至14元不等;寄去南非更貴,最貴一次把生日卡寄回南非,竟要48元。
此後她每隔一兩個月便寄一叠厚厚的信給Michael,有時長達20頁,三年間Michael總共收到27封信。飯堂立着郵筒,她把信件由監房帶出來,總要走一條長長的走廊,心裏想着,不知道對方何時才收到信,急件才能交給福利官寄出。她試過足足等了四個月,才收到女兒由南非寄來的信。
每月寄信要花上四分之一薪金,費用從她的薪水中扣除;囚犯每月被允許打一通電話,國際iDD電話卡又盛惠50元,每次只能打10分鐘。她咬牙省下買零食或生活用品的錢,密密地寫。直至後來她轉去縫紉工場,人工漲到四百多,仍是沉重負擔。她嘆:「我沒有其他選擇,如果我想跟家人說話,我得掏空自己的銀包。」
女兒是撐下去的支柱
她輸了判決,被判16年,也輸了上訴。有一段日子,她因此抑鬱得停筆數個月,Michael隻字未收到,也極擔心。寫作過程如照鏡子,把自己的一切剝開來,重新檢視。「我甚麼也不想做,有一段時間不能接受現實,我想像不到,我會在監獄中」。回想當時苦苦掙扎,她仍流下淚水:「我最終醒覺:如果我不振作,沒有人會為我做任何事。」
她的父親是教區牧師,家族聲譽因她而毀,她一直內疚。大半年過去,她才鼓起勇氣致電爸爸,爸爸溫柔地說:「向神請求原諒,然後回家,我不怨你,但你差點殺了我,但我原諒你。」她一聽,立即嚎啕大哭,嚇得懲教人員跑來問「發生甚麼事?」她滿面淚痕地應道:「我父親原諒了我。」
每次提到女兒,Zanele一雙大眼頓時通紅,憂傷起來。
三年來,前夫一直氣她拋下家庭,害得他失去工作,生活拮据,拒絕知道案情。懲教署職員安排致電的時間不定,加上時差,每一次致電,前夫都稱女兒不在,曾親口怪責Zanele:「是你選擇拋下孩子的!」足足有三年,她未聽過女兒的聲音。
她只好把信寄給親姐姐,姐姐打電話去,要求前夫前往取信和見面,但他拒絕把信件交給孩子,也不願過問她的案情,說「會影響兩個女兒」。她姐姐私底下聯絡女兒,約定轉交信,不知怎地被前夫發現,大發雷霆,禁止二人再見面。
作為新年禮物,今年一月,前夫終於讓她跟女兒接觸。電話通了,Zanele緊張地說:「Hello?Hello?」12歲的小女兒不作聲,她說:「這是你媽媽,你跟我說話吧,我明白你。」女兒問:「媽媽我愛你,你甚麼時候回來?」她遲疑:「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會回來的,我已經在回來了。」說起那通電話,她在探訪室伏下來,才繼續說,身體像支撐不了哀傷的重量。
望大眾認清毒販伎倆
刑期倒數七年,屆時,曾最親密的大女兒都快大學畢業了。不久之前,她收到第一封女兒親筆信:「媽媽,沒了你,我仍會經歷一切;你不在,我也會畢業;你不在,我也會考公開試。」一字一句流露深深的寂寞,教她斷腸。
獄中非洲囚犯互相認識,Judie(化名)印象中,Zanele是個安靜的女子,總是默不作聲,有時坐在床上靜靜哭泣。吃飯時一起看電視,Zanele也會開玩笑,拿獄中生活取樂,但絕口不提自己的家庭。有一副好嗓子的Judie,偶爾哼唱起一首又一首家鄉的老歌,Zanele側耳傾聽,會說:「這是我祖父的歌,這是我姐姐的歌,這是我女兒的歌。」忽然,Zanele會伏在桌面,「像睡着了一樣」,或者轉頭別過面去,看着遠方,「或者她在哭」。
書終於在去年聖誕節出版,書中的Zanele相比現實中的她,要更樂觀些,像白色謊言。她不想外界的人以為她很軟弱,「我不能就此結束我的生命,我不能失去希望,我有家人,有人會想在我出獄後聽我說出見證,寫一本書並不足夠」。
離家萬里遠,姐姐是唯一一位家人,不辭勞苦,每個月至少寄一封信給她。「姐姐是我的一切。」她說:「沒有父親,沒有丈夫,只有她。如果我有一個月不收到她的信,我就會感到被拋棄。」在持續不斷的武漢肺炎疫情之中,她一直憂慮。「萬一,他們任何一個人得了這個病怎麼辦?」諷刺的是,監獄比外面更安全。
這本書實體只印了100本,Michael找來慈善機構贊助一半的出版費用;電子版在Amazon上銷售,只賣約八元港幣,但買的人很少。利潤將全數捐給胡頌恒神父的慈善組織,幫助香港囚犯。Michael把書寄給神父、到菲律賓,還另外託Zanele的姐姐把20本書送到南非的學校,讓孩子閱讀,獲校方感謝。
在獄中,Zanele眼看像她一樣,因運毒被判監的毒騾不斷增多,心焦如焚,卻無計可施。她希望傳達一個訊息給讀者:「我希望人們注意到,有毒販正陷害無知的人運毒。」
《Bag Full of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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