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大抓捕儘管令人心傷氣憤，但也有支小插曲，引為佳話，就是吳靄儀步入中區警署時，手持一本《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dangering Hong Kong's Rule of Law?》（中國國家安全：危害香港法治？），令人聯想浮翩。
吳靄儀離開警署後向記者說，帶這本書不是向警員曉以大義，教他們何謂法治，只是剛巧在看，順手就帶去了，「唔係專登拎去警局講法治㗎，無人咁得閒聽我講嘢。」看見這則新聞，第一時間就想到：古有關雲長下棋刮骨療傷，今有吳靄儀攜書從容被捕。轉念一想，不，這類比遠不及楊絳先生在抗戰時期上海，帶着一部《杜詩鏡銓》往日本憲兵司令部接受問話貼切。
楊絳在〈客氣的日本人〉開首說：「抗戰後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淪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夢裏，或將睡未睡、將醒未醒的時候，常會聽到沉重的軍靴腳步聲。我們驚恐地悄悄說：『捉人！』說不定哪一天會輪到自己。」寥寥數語就勾勒出那恐怖時代──當年上海，會是明日香港嗎？楊絳續說，某天一個叫荻原大旭的日本人和一個朝鮮人上門，要調查她。楊絳知機溜走，日本人等了半天找她不着，決不罷休，還威脅抓錢鍾書的兩個堂弟。
楊絳得悉，只好回家「接受拘捕」。日本人見時間不早，叫她明早十時自行到貝當路日本憲兵司令部找他。兩人離開後，楊絳發現通信錄被他們拿走（今天被拿走的該是電腦和手機）。翌日楊絳當然遵命赴約，出門前考慮到「免得耗費時間」，就帶了「一本當時正在閱讀的《杜詩鏡銓》」，那是本石印線裝書。
在憲兵司令部等待審問期間，楊絳「且享受了目前再說，就拿出書來孜孜細讀」。恰好讀完一卷，那荻原大旭進來，拿起她的書一看，笑說：「杜甫的詩很好啊。」 結果楊絳沒被打，沒被恐嚇「變浮屍」，日本人查問也保持禮貌，最後平安獲釋。當然是楊先生走運，不表示當年日本人彬彬有禮。招呼吳靄儀的香港警察或許也客客氣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警察看到她手中的書，決不會說：「這本書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