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世界衞生組織遇上了罕見的信任危機，被多國質疑偏袒北京。日本副首相稱世衞為「中國衞生組織」。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倡議在G20框架下成立公共衞生機構協調各國防疫。而作為世衞最大金主的美國，其總統則以資金威脅世衞另覓賢能擔當總幹事一職。可見，美歐日都對譚德塞的世衞管理團隊奉承天朝意旨一事，表達前所未見的不滿。
世衞成立於1948年，實際上繼承了二戰前以日內瓦為總部的國際聯盟衞生組織及以巴黎為總部的國際公共衞生辦公室。1949年，世衞與泛美衞生組織簽訂協議，將後者吸納為世衞美洲區分部。
世衞成立之時，適逢美蘇冷戰之始。然而時人皆具政治智慧，推舉北約與華沙兩大陣營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來主持世衞。世衞大會首任主席克羅地亞裔南斯拉夫學者司丹巴（Andrija Stampar）是知名的公共衞生專家，在二戰前活躍於國際聯盟衞生組織。司丹巴與中國淵源甚深，曾於1933至1936年間，以國際聯盟衞生組織駐華專家身份就傳染病防治問題，向國民政府提供意見。民國教育家秦汾曾書字畫相贈：「司丹巴博士依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旨，來華襄贊建設，躬歷各省，實地考察，西至甘青、南及粵桂，於吾國農村建設、衞生改進，貢獻良多。」面對各國代表在世衞大會上的政治分歧，作為主席的司丹巴，強調世衞是以促進人類健康為宗旨的專業機構，並非作政治演說的合適場所。
極左當道 發動群眾批鬥專家
世衞首任總幹事奇澤姆（Brock Chisholm）來自加拿大，歷任加拿大首席軍醫，官至副衞生部長。他在世衞總幹事任內成功領導世衞解決埃及的霍亂疫情，以及希臘和撒丁島的瘧疾疫情，世衞更開展各國藥物名稱之標準化。
南斯拉夫雖是鐵幕國家，但強人鐵托與莫斯科保持一定距離，又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的資助，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加拿大雖是北約陣營，但與蘇聯關係亦比較友好。如是觀之，世衞大會主席和世衞總幹事及其管理團隊，都必須是業界內享譽盛名，兼備科學專業技術與管理執行能力的專家。同時，他們應該是世界各大陣營都能夠接受的人。這樣，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當下，他們才能夠協調各國抗疫。
再舉一例。韓戰結束後，世衞在南斯拉夫進行傷寒疫苗的田野臨床測試。該研究由南斯拉夫傷寒委員會執行，經費由世衞及美國公共衞生局提供。疫苗試驗結果，由南斯拉夫傷寒委員會主席契坦盧域醫生撰寫報告，於1957年發表於《美國公共衞生期刊》。契坦盧域其後在1960年代，出任世衞細菌疾病部門主管，對全球霍亂、傷寒、腦膜炎球菌病和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等的防治貢獻良多。他更是首位應用數學模型研究傷寒傳播的流行病學家。可見，即使是南斯拉夫共產黨，也懂得放手讓該國科學家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可以就疫情趨勢與病原體來源講真話，得到世界各國同業的認可，進而在世衞作出專業貢獻。
從上述兩例可見，在冷戰時代，對於防疫、研發疫苗等公共衞生工作，北約與華沙兩大陣營都能夠找到雙方信任的專家透過世衞的平台執行。既是業界翹楚，這些專家提供的疫情數據以及研發的疫苗亦為雙方所信任採用。正因如此，當年新晉的世衞才可以逐漸建立其專業權威，於國際舞台上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本來，香港就有很多專家學者，不論是分析病例數據、模擬疫情走勢，抑或研究病毒的來源與演化，他們都是世界權威。在這個新冷戰時代，他們其實可以在世衞舞台上扮演昔日司丹巴和契坦盧域的角色。可惜的是，如今極左當道，發動群眾批鬥專家，要講真話的學者收聲。難道我們真要穿越時空，回到兩個甲子以前？
馮儁熙
美國喬治亞南方大學徐建萍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