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繫之舟】
出獄後碰上疫情，沒法到處溜達亦難探親訪友，朋友說我自由不逢時，我倒沒有這感覺。清晨可以猶豫沖一杯咖啡或者清茶、不用隔着鐵枝看鳥兒停在窗外的大樹上 、沒有時間規限和家人一直聊天至夜深，那是多麼無拘無束。
我反而遲疑步入某些自由的領域。在獄中許多人戒了毒，重展新生；我卻是斷了網，騰出了許多閱讀和與自己對話的空間。現在我知道許多曾被隱敝的資訊就在手邊，卻希望用自己的節奏慢慢與這個令人傷痛的現實接軌。我與網絡世界若即若離，一天只有幾段時間推開那扇小窗，看看訊息和面書上的悲喜交雜，其餘的時間在埋首寫作和好好生活。
見證抗爭 傷如烙印
那天回中大的超市買食物，遇上《消失的檔案》監製羅恩惠。她見我與中大藕斷絲連，馬上便談到二號橋驚心動魄的那個晚上。那夜她目睹一個青年抗爭者突然倒下，急救員都緊張地大叫清場並施救，一輪心肺復蘇搓壓後，青年終於醒來。當大夥兒想抬他到附近的一輪救護車時，該青年卻放聲嚎哭，表示寧死亦不進醫院，免最終落在黑警手中。旁邊的人不知所措，一直安撫，希望他乖乖先活下來，換來的卻只是更淒厲的哭聲和拒絕。其後我和美國參議員Marsha Blackburn在電話交談中重述此事，大家都在問：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才會逼人走上這條絕路？
其實羅恩惠早前來信已談過此事，甫見面便重述一次，相信這是她一個極其傷痛的經歷，必須通過反覆敍述才能抒發內心糾結，亦無負歷史讓她見證這抗爭的悲壯。相反，像拍攝8.31太子站警暴的梁柏堅到獄中探望我時，談到年輕人如何在理大倉皇逃生的一幕，潸然淚下，哽咽良久後，說必須要過一段長日子才能覆述那段經歷。如果目睹那場抗爭已是那樣無力言語，當事人內心承載着幾多創傷？
應該如何處置這樣的回憶？最近與治療創傷的朋友聊天時，談到人有許多自我保衞機制。譬如小孩子甚至動物受驚時會全身抖震，其實是一種將恐懼宣洩的生理反應。這讓我想起多年前在美國的一次交通意外，我把太太從車廂抱到地上時，只見她全身猛力抖震，讓我非常擔心，但其後她身心卻並無大礙。另一位同時受傷的朋友卻「斷了片」，醒過來一直記不起那宗意外。醫生說她可能是腦震盪造成局部失憶，但另一可能是由於該片段太過創傷，而被壓抑到意識以外的角落。我出獄後和家人喋喋不休談獄中生活的細節和聆聽她們在這段日子經歷的傷感與搖擺，不是要反芻苦痛，而是希望在傾訴後心靈較為輕省，留出空間去迎接新生活，也是一種療傷。
瘟疫下停頓 開窗療傷
我的確對中大有份眷戀，那天遇到羅恩惠前我先到咖啡角，茶水部的嬸嬸含着淚沖了杯杏仁霜給我，欣慰我精神抖擻。後來我去看看中國文化研究所那清水建築的四合院，想起以往在那裏主持翻譯中心的孔慧怡寫的《不帶感傷的回憶》。書中寫到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傷亡慘重，戰後社會上有個流行說法：某某人had a good war，意思是能活過來，身心沒有太大創傷，可以重建生活。
用這說法，我在獄中也算打了場美好的仗。但香港人在這逆權運動中，有沒有had a good war？面對不義，不可能沒有憤怒；這既是血海深仇，不可能就這樣從回憶中抹走。但如何不被仇恨吞噬，好好地活下去與專制周旋？這場瘟疫帶來的停頓，能否打開療傷的小窗？
撰文：陳健民
佔中發起人，以筆為劍，不忘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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