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距離農曆新年尚有兩天，清晨，武漢突然宣佈所有公共運輸停駛，以防止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一座大城市，像是一下子被煞停了車，武漢的小市民郭晶處身其中，只感到難以置信。從那天起，郭晶每天都寫日記，記錄自己的封城生活，意外引來數以百萬計的讀者閱讀，並引來海外媒體關注與轉載。很快，台灣的出版社編輯聯繫了她，一個月後，《武漢封城日記》以繁體字出版。
記者：趙曉彤
郭晶表示，這麼多人關注她的日記，是因為大家都很關注武漢的情況，而武漢的疫情在農曆新年時，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關注的人包括很多生活在國外的一些華人，當然還有一些外國人，他們對國內的情況未必是那麼的了解，因為可能看到的報道也是有限吧？或者是比較單方面，然後我的日記是記錄得有一些瑣碎，但是一些真實的記錄，也能夠看到武漢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狀態，大家的關注有一個非常切實的了解點，能夠去感受武漢人在封城的狀態下，生活的情況怎樣。」
生活難 坦誠更難
另一方面，她的武漢日記是記錄個人在封城的生活狀態，因此記下了很多她個人的心理狀況，也包含了她對社會的一些反思。有網友留意到，她常常在寫日記的開頭，都會首先拋出一些問題，比如是「甚麼是正常？」郭晶反思着：「我們習慣於把多數人的行為來當作正常的標準，可多數人的行為並非就合理。」
又譬如她關注疫情中的家暴狀況，因此寫日記時，也不禁回想小時候也曾經歷家暴：「我爸的脾氣捉摸不透，在他面前，我一度不敢大聲說話。不知過了多久，跟任何人講話都很小聲。我第一次反抗我爸的家暴已經是上了大學。」
她表示，寫日記作為一種「社會行動」，與她從前所做的助人工作的差別，是她現在是武漢封城的親歷者。從前，她一直在做支持他人的角色，換言之，那個「親歷者」是他人，即使她可以理解他人所遭受的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她始終不是那個「親歷者」。現在，當她向別人講述她所看見的武漢時，她也是在講述武漢裏的自己。但誰人能代表武漢呢？處身在一片亂象的武漢裏，她獲取訊息的方式和大家一樣，她只對自己周邊環境和一些人有一點了解。
從寫日記的第一刻，她就明白這是一種自我暴露的過程。特別是當她希望真誠記錄一個人在封城時候的狀況，她所有的無力、疲憊、憤怒、掙扎和抵抗，都藉文字公開，因此必然會引來別人的審視與評論。這讓她更了解從前幫助的那些「親歷者」。那些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在公開講述個人經歷時，也在面臨着相同的問題，但他們很多人仍然選擇了講述。原來光是誠實講述，已是如此不易。
郭晶不是自願成為這場封城事件的親歷者，她留下來，不是個人選擇，而是別無選擇。1月23日早上，她一起床，就看見朋友在聊天群組傳來封城的消息，那刻，往來武漢的火車已經停駛，而很快，整個城市的公共交通也停止了運作。如果她有私家車，也許，她有逃離的機會，然而，她沒有任何的門路和條件離開，當時，她只覺得難以置信，而首先要處理的，是面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漫長封鎖時期。她來到超市，與長長的人龍一起排隊購買米和麵。
那刻，她感到非常焦慮，因為不確定目前是在甚麼狀況裏。「我一個人生活，所以就沒有特別害怕感染這個病毒，因為感染的人是密切接觸者，這方面我覺得還好。」她的無力和不確定感，來自封城竟可以是那麼突然的決定，「不知道會封多久，然後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以行動消減無力感
一座大城市，一下子完全安靜下來，這是搬來武漢才三個月的郭晶的感受。她不太懂得武漢話，不太明白鄰居在談甚麼，因此跟他們不熟悉。她一個人住，平日雖然有很多獨處時間，但還是會出門見見朋友。現在能夠接觸的人卻很少，即使下樓在小區逛逛，可以接觸的人仍是很少。
先是封城，後來只能在小區活動，她會在天氣好的時候到樓下曬曬太陽、看看小區裏的老人做運動，小孩子在追逐玩耍，又隱隱感受到別人談話時的擔憂和焦慮。大家都在說着武漢那些不確定消息來源的感染和確診的消息。
封城的頭一個月，她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是看看最新的疫情地圖，她要根據每天新增的治療病例，推算確診人數甚麼時候會從三萬降至兩萬、再降至一萬，這樣，就離武漢解封不遠了。「我也不知道意義何在，似乎是一種希望。」沒多久，她卻對疫情的消息感到厭惡，每天起床也不再立即關注這些包圍着她的新聞。她僅僅成為了身處其中而無法完全不關注疫情的武漢居民。
幸好還在寫日記，而同時，也和朋友每天聊天，也繼續關心女權、家暴、清潔工的行動。「有時候，因為自己被困在這裏，然後就是身處一個巨大的災難中，會有強烈的無力感嘛，但是在開始去做一些行動去關心時，能夠組織一些社會行動時，無力感能夠得到一定的緩解，因為行動可以消解一些無力感。」
從一開始，郭晶就視寫日記為一場社會行動。她不是一個職業作家，一開始寫，也不確定能否堅持每天寫，她只是一開始就明白這是有其社會意義的行動。
「如果我只是記錄自己在這時期寫的日記，是個人行為，但我一開始就有打算把它公開，初衷是我處在這巨大災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事件，封城這種情況下，寫日記對我來說也有一定社會責任吧，我一直非常關注的社會議題，也一直參與的一些社會行動，所以就是從公開層面來講，記錄當刻，我也是有一定的公共性在。」
後來，日記獲得國內讀者及海外媒體關注，再有出版社聯絡她商談出書，對她來說是意外收穫。「有趣的是，很多人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問郭晶是誰，因為它有一個象徵──我在武漢，處於一個非常邊緣的位置，我來武漢沒多少時間，然後我也沒有很多的資源網絡，是一個無名者的角色，所以這本書也是無名者的一個發生吧？就是說，儘管我沒有太多的社會資源、社會網絡和影響力，但能發出小人物的一些聲音，能夠讓大家看到普通人在武漢的生活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因隔離而拉近
封城後，她只與朋友見過一次面。那日，下着微雨，她的朋友騎電單車來找她。那日，朋友全副武裝，戴着口罩、穿着雨衣，背包也套了防雨罩，如果不是外面只有這一個人，她認不出這個朋友。封城後，武漢的人自覺與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她維持社交的方法是每晚與朋友聊天兩三小時，因此聊到一些深入的話題，對她來說，這是一段非常珍貴的時光，她感到彼此雖然被分隔了，卻又是共同度過這段封鎖的時間。
「其實我們平常很多人不在同一個城市，所以就是平常大家做各自的事情，也可能自己在忙，然而這段時間，大家被迫閒下來，然後晚上就聚起來聊天，聊一些人生，挺珍貴的，包括現在還在每天聊天。」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到底是遠了或近了？郭晶看見大家因為互相關心和幫助，令人與人的距離拉近。她知道武漢有一些志願司機，會替一些陌生的確診者送物資，而湖北人雖然在這段期間在外地遭受不少歧視，但也同時有人主動為滯留異地的湖北人提供住所。
3月尾訪問郭晶，她仍是只能在小區裏活動。當時記者問她，如果解封了，第一件事想做甚麼，她說想到江邊走一走，喊一喊。她回想封城之初，有人會喊「武漢加油」，後來卻有人說這可能會有飛沫傳播，就沒有再喊。前幾天，她忽然聽到有人在路上喊叫，非常驚喜，卻同時擔心對方是否瘋了，因為她曾聽聞有人在疫情期間瘋掉。她難以想像有些人的生活空間不大，又不能出門，如何在沒有陽光的空間度過整整兩個月呢。
訪問翌日早上，她卻忽然收到喜出望外的消息：小區居民可以在健康碼登記後，外出兩小時，處理購買日用品等事。她看着這消息，激動得眼角泛起淚花。購買日用品後，她騎單車來到江邊，稍微猶豫了一會，然後對着江水大喊：「啊……」接着，有兩個人也跟着叫，其中一個人還連叫了三聲。她想，大家也被困得太久了。她又喊了幾聲，感到神清氣爽。
兩小時很快過去，限時前夕，她在小區旁邊的小超市買了一箱酸奶，中午回家，繼續工作、煮飯、寫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