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揚言復工、復產乃其「傾心關注的重點」。金口一開，捷報馬上傳來，大型企業復工率達到98.6%矣。你信不信不打緊，反正習近平是信了。武漢宣佈解除封城令，他出巡杭州，自鳴得意「該管起來就能夠迅速地管起來，該放開又能夠有序地放開，收放自如，進退裕如，這是一種能力」，指此為「國家治理水平的表現」。《經濟學人》跟他抬摃：哪怕復工率果是達到宣傳的高水平，亦不過應驗了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而已，沒有甚麽值得高興的。
古德哈特定律有云：「任何措施一旦成為目標即不再是個好措施」（When a measure becomes a target, it ceases to be a good measure）。此定律若是應驗則復工率業已廢了武功，不足以反映武漢病毒劫後，經濟邁向復蘇。此話怎說？疫症爆發之初，各國以量度體溫作檢疫。發燒旅客是以吃了退燒藥方去機場。退燒藥唾手可得，量體溫是否還是靠得住的檢疫措施，不辯自明。復工、復產既為習大大「傾心關注的重點」，復工率即使高達101%亦不顯示經濟已回到從前也。
許是明白單憑復工率不足以反映實況，《經濟學人》指主管經濟的幹部行多步，以用電量來檢測工廠的復工指標。李克強在遼寧省打骰之時，深知地方幹部上呈的經濟統計數據靠不住，自創所謂「克強指數」，按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放貸款量以衡量經濟狀況。拿用電量來覆檢復工率無疑符合總理的求真精神，可是那作得準嗎？未必。為求用電量達標，不管有沒有工人上班，不少工廠日夜燈火通明、摩打長開，務求配合上頭形勢大好的要求。
上有指標 下有對策
太陽之下無新事。古德哈特定律亦然。兩千多年前韓非子已將箇中道理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二柄》篇中說：「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管主上是要復工率、復產率或耗電量高與天齊，最怕你不表態，一表態，下邊的人自有辦法逢迎配合。
換言之，指標跟效果是兩回事：達到上頭要求的指標不等於達到上頭期望的效果。社會主義南斯拉夫未解體之時，有外交官初到貴境，發覺當地的電視機極夠斤両，莫名其妙。苦思良久，終有所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生產指標按重量計算；電視機越重生產單位越易達標。難道領導人不知道有這般荒謬的效果？
知道的，否則李克強何須另行搞一套自以為足以反映實況的指數？然而一如《經濟學人》所言，「克強指數」同樣逃不出古德哈特定律的五指山，以致摩打空轉，虛耗能源。是以問題的根本並非甚麽指數方能確切反映實況，而是執權者干預經濟、箝制人民的一舉一動以至所思所想的圖謀。可是「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結果弄虛作假，陷入一片亂象。此則再次彰顯郭伯偉的智慧。
眾所周知，當舉世皆透過制訂各種國民經濟指標以實行計劃經濟之際，郭伯偉力排眾議，反對政府搜集GDP等經濟數據。他的道理簡單：無論是技術官僚或政客都不懂得做生意；妄圖憑着一堆數字干預市場、調控經濟，那是妄想症發作。反之，郭伯偉要官僚給市場讓路，慌怕一旦有了GDP般的經濟數據，執權者將抵不住引誘，手痕難耐而干預、調控一番，終致窒礙市場運作而壞了大事。
此番給市場讓路的道理，對自詡有「收放自如，進退裕如」本事的習近平則猶如與夏蟲語冰。然則副總理孫春蘭親身考察武漢防疫措施，目睹送菜、送肉上門接濟災民的景象尚且全是假的，甚麽復工率、復產率以至「克強指數」——哪怕是超級電腦炮製的——又能真得到哪裏去？果是以為一把數字能體現「國家治理水平」，習近平若非自欺欺人，則如韓非子所言，「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按古德哈特定律廢掉其操控工具的武功進而威脅其個人權位了。豎刁自宮、易牙進貢親生子的頭顱皆非出於對齊桓公之厚愛吧。
楊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