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前召開的G20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峯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願同各國分享防控有益做法，開展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向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官媒《人民日報》撰文〈展現出負責任大國擔當〉，借一些與會者的評價，引申出「疫情面前，中國再次成為國際合作的引領者」的溢美主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上任伊始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執政理念，其實與美國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更早提出的「世界是平的」概念一致，都是在闡明世界互聯日益增長的趨勢。然而近年來，歐洲右翼民粹勢力興起，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從各種國際組織中「退群」的舉措，帶來了全球治理碎片化和衝突加劇。而武漢新冠病毒的橫空出世以及肆虐全球，更讓世界目睹了一場人類厄運共同體的困境與掙扎。
對於中共在這場厄運中扮演的角色，普遍評價是：早期隱瞞疫情，釀成人禍；後期鐵腕封城，抗疫見效。習近平亦承認疫情暴露出治理手段的不少短板和不足，但面對民憤，中共派出調查組查處打壓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事件，最終僅以執法程序不規範，處置兩位基層警官，而掩蓋了自身的制度之惡。
補牢仍難掩亡羊之罪
《紐約時報》將中共這種制度之惡，描述成「疫情的專制主義孵化器」，武漢肺炎再次驗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提出的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缺乏、言論自由被剝奪的制度與人類嚴重災難之間的因果關係。補牢之功，掩蓋不了亡羊之罪，專制惡疾不除，亡羊的悲劇還會層出不窮，並殃及全球。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體現了習式專制與毛式專制的不同。毛澤東身處冷戰時期，與西方世界兩軍對壘，信奉的是「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以及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命運南轅北轍，沒有建造共同體的需要和可能。而習近平明白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看到了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發展，亦成為中共的經濟護身符，所以要打造所謂命運共同體，企圖將「黨國文明」容納到世界的多彩文明秩序中去。
然而，專制政權的安身立命在於它治理手段的隱秘性，毛時代和習時代莫不如此。《左傳》曰：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執政的中共明確規定黨員要「保守黨的秘密」，而護法大師們公開確證了黨章就是當下中國的「隱秘憲法」。公民社會的言論自由以及司法體系的獨立透明，是專制的天敵，是正常社會的免疫系統，前蘇聯的解體就始於戈爾巴喬夫倡導的的公開性，中共深諳其理，所以不惜一切手段打壓言論自由，用政治的黑箱操作，扭曲和破壞法治秩序。
公開性是社會信用的基礎，它能給共同體成員帶來穩定的理性預期。否則，面對動機不明、身份隱秘的交互對象，人們付出了巨大代價，仍可能無所適從，甚至身陷厄運。人們之所以稱當下的新冠病毒為中共病毒，是因為二者都具有隱秘性，當全球經歷了封國封城仍難逃死亡和絕望命運的時候，無疑會對以黑箱操作作為統治手段、缺乏信用基礎的中共宣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警惕。大家明白，中共這個共同體不是多元價值的聯合體，而只是獨裁者自我保護的堡壘，它重點關注的不是人類命運，也非中國命運，而只是中共的命運。此時此地，人們看到這個堡壘正在互聯網公開性的陽光下崩塌，就是武漢肺炎締造的人類厄運共同體，給中國和世界的警示。
沈舟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