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地報告】
上月底因為要去一個《戰爭與和平》的座談，做了點準備功課，整理托爾斯泰的年表。我很喜歡做這件事——把時代歷史大事和個人的生命史排比在一起。
戰事描寫來自參戰經驗
托爾斯泰生於1828年。他二十歲的時候，馬克思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三十八歲的時候，馬克思成立的第一國際在日內瓦召開了第一次大會。三十九歲那年，瑞典的諾貝爾發明了火藥。這是一個動盪時代的開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書中寫到，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高度的不平等，各地不斷有政治暗殺發生。諾貝爾的火藥在這時發明也只是剛好，革命者們多得到一種破壞性強、成本低廉的反抗方式。
回到托爾斯泰更個人一點的經歷。他二十五歲那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他作為俄羅斯顯赫的貴族家族子弟而參戰，在炮兵連裡服役。這個經歷應該是直接影響到了他在《戰爭與和平》裡，對前線戰事的描寫——很多時候，安德烈的視角應該就是來自托爾斯泰的視角吧。第一卷裡，青年軍官安德烈第一次上戰場，夜間巡視軍營，心裡有點多愁善感又自命不凡。忽然聽到休息中的砲兵們在聊天，其中一人說，如果知道死亡會怎麼來，或許就沒什麼好怕的了。
這時，遙遠的天邊響起了一個呼嘯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終於砲彈落到地面上，火光暴響，所有人都跳起來，戰爭正式開打了。這個視角，或許就是托爾斯泰在克里米亞戰場前線真正經歷過的視角吧。雖然那是兩場不一樣的戰爭——《戰爭與和平》寫的是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東征俄羅斯時的戰事，托爾斯泰寫這部小說時，戰爭已經結束五十年。
視覺化方式思考歷史
歷史大事有種超越個人的規模，以至於我們在歷史書裡讀到事件時，經常對它們有種遙遠、不及人身的感受：戰爭、條約、氣候變化、社會經濟變動、階級流動。讀《戰爭與和平》時我感到托爾斯泰是在用一種視覺化的方式思考歷史。他當然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沒有選擇寫歷史專著，而是小說。我覺得這個體裁的選擇，對他是重要的——他感到他必須要視覺化、個人化地去理解和講述歷史，要在角色特定的處境裡去說。而無法遙遠客觀地說。《戰爭與和平》的第四部有大量的議論文字，談論他對歷史的思考，而《戰爭與和平》就是一個巨大的嘗試，用「歷史當事者的個體視角化」來解決他對歷史的問題。
我一直都很喜歡讀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四大冊的篇幅對我而言一點也不是負擔。他也寫到歷史。歷史到了他筆下被「視覺化」。雖然他只用文字，但視覺化的程度神乎其技。我認為我們這時代改編的影視作品，從來未能為他的作品增添光彩。所有的影像已經在他腦中。他用它們來思考。然後又到了我們這些讀者的腦中。
撰文：張惠菁╱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