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山東政協會議上，有委員孟鴻聲者，提議改換山東博物館匾額，以王羲之書法取代郭沫若狂草。郭沫若狂草的「山東博物館」五字，看似「山東情婦館」，又似「山東情婦報」，更似「心繫情婦波」，久已為人笑話。不是中共主政，郭沫若所題穢字，怎可以高懸示眾，為世之式。
郭沫若在新中國文壇高居「四大不要臉」之首。且不說他一九六七年之謳歌「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以及一九七六年之醜詆「精生白骨」江青，只看他《紅旗躍過汀江》一文，連毛澤東誤書「一枕黃粱」作「一枕黃梁」，都可以擊節稱歎：「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其人阿諛若此，書法怎可以推崇。
北宋蔡京是個大書法家，卻名列《宋史．姦臣傳》，史官評為「天資凶譎，無復廉恥，見利忘義」。他本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合稱宋朝書法四大家，略曰蘇黃米蔡，後人卻以蔡襄取而代之，原因見《清河書畫舫》卷七上：「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謂京（蔡京）也。後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謨（蔡襄）書焉。」文人沒有一點氣節，作品就不足取。只是中共七十年來一以貫之，以不要臉勸世，於是穢書穢文遍傳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