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症，令本來滿佈催淚彈的街頭變得冷清，食肆不分黃藍，一律人流大跌。街上多了的，卻是拿着保溫袋的外賣員。這份工作，不需學歷，不求技巧，不講將來，但在百業蕭條的市況下，卻為一眾正為錢而哀愁的人，一解燃眉之急。他們來回穿梭於大街小巷，徘徊於理想與現實之間，靠着自己的一對手腳，奮力地生活着。
記者：陳芷昕
攝影：何家達
傳理畢業生：冇咩心理關口
阿東（化名）在中環擺花街的一家手搖飲料店接過一袋珍珠奶茶後，他瞥了瞥外賣平台程式上顯示的地圖，馬上朝干諾道中一座辦公室大樓前行。一路上，他踏着輕快的步履，巧妙地閃過周圍的人和車，在猛烈的陽光下，跟在後頭的記者追得氣吁吁。下午四時正，一個半小時的送餐更份結束。接下來的時段較少人叫外賣，他來到上環的一家茶餐廳，坐下來吃下午茶，順便給記者45分鐘的時間做訪問。
「知唔知點解我肯接受你訪問？」啜了一口凍檸茶後，阿東抬起頭說：「因為我以前都係讀傳理。」原來是師兄。記者笑而不語，聽着他娓娓道來他輾轉當上外賣員的故事。
當年大學畢業後，阿東很快就決定不投身傳媒業，理由很簡單，「都係因為人工問題」。頭幾年，他為興趣打工，樂得自在，後來公司倒閉，朋友見他失業，於是介紹他到港島區一家小有名氣的老牌茶餐廳做樓面。阿東抱着「做住先」的態度，從此走進飲食業，一做就是三年。
雖然只是一個小小侍應生，但阿東工作認真勤奮，甚至主動幫老闆尋找新客源。茶餐廳在深夜時分有消夜外賣服務，阿東有時接到來自中環辦公室的定單，出於「職業病」的緣故，他上網搜查這些公司的背景，發現很多負責處理財貿報表的人員經常要在公司通宵工作。
於是他整理出一個名單，專門派外賣單張到這些公司，結果為茶餐廳帶來大量生意。老闆也非常欣賞他，三年以來，加了他幾次人工，最後加至二萬多元。以做樓面來說，待遇相當不俗，快將30歲的阿東內心時有掙扎，但最後還是待了下來。「你做飲食，咁你CV寫咩？你寫你做過呢啲又唔係，吉咗又唔係。但同一時間，呢個年紀拎住呢份人工，好又唔係最好，但都不至於最差，咁有份工畀你做，都做住先啦係咪？」
茶記冷清 難養高薪員工
阿東原以為他會繼續如常在茶餐廳打工，直至一場反送中運動，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盤。這家老字號本來多做學生生意，但阿東直言餐廳上至老闆、下至夥計都是「藍藍地」。茶餐廳一直未有就政治立場表態，已惹來很多年輕熟客失望。直至12月，有次夥計在工作期間「講錯嘢」，從此正式被客人標籤為藍店，翌日生意馬上大跌，「成場吉晒」。立場屬黃的阿東念在老闆對他的情義，不講政見分歧，努力為公司寫文章，希望可以令大眾重新支持茶餐廳，但終究覆水難收。阿東那時起就已心知不妙。
茶餐廳從此靠着昔日的招牌茍延殘喘着，但怎料，1月中起在香港爆發的武漢肺炎，正式把茶餐廳打得落花流水。自阿東在茶餐廳打工以來，他從未見過如此冷清的畫面。「1月底、2月頭時，冇人出街食飯。lunch正常啲，始終啲人返工要搵地方食飯，但晚市啲客一隻手數得晒。」至2月12日，阿東被炒魷魚了，但他也能理解老闆的決定，「佢一日得返六、七千（生意），你諗吓佢有咩可能用兩、三日嘅營業額養我一個人？」
百業蕭條的時勢下，要重新找到一份新工作絕不容易。阿東一踏出茶餐廳，就馬上致電他一個身在外國的朋友：「不如你借個deliveroo賬號畀我？」由於開辦新賬戶至審批成功整個過程，幾乎需時一個月，礙於交租的壓力，他已經等不及了，必須馬上工作。翌日，他就前往朋友的家，拿走他的保溫袋，馬上開始在這個外賣平台程式上接單。
做了deliveroo外賣員一個多星期後，為了增加收入，阿東決定再開辦foodpanda的外賣員賬戶，實行「雙開模式」。他不願閒在家中百無聊賴，寧願把握時間，盡量接更多的單，多勞多得。只要有空，他就會在程式上「報更」，以前在茶餐廳工作朝11晚11，如今亦然，只在有聚會時才把該時段空出來。
講究速度禮貌 不講將來
從小住在港島區的阿東，對區內的每一條街、每一家店都瞭如指掌，朋友隨機傳給他一張店舖地板的圖片，他也能馬上說出店的名稱。在港島區送外賣，他一做就上手。他也不怕辛苦，「試過一晚上同一條大斜路三次，接到嗰下心諗：又要上呀？咁咪上囉。」
對阿東來說，送外賣和在茶餐廳做樓面，如出一轍。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他也不覺得送外賣有何不妥。「咩心理關口？以前晨早過咗啦。」他聳聳肩，最緊要搵到食。但對於外賣員這份工作，他同樣認真看待。平常走路急速的他，手上拿着外賣時，更是飛快。「頭先同你行嗰時，已經就住你。行得他他條條嘅話，我會好有罪惡感，一來個客會遲咗收貨，二來自己又會做少咗。」
為了更快到達目的地，他更研究了不少捷徑。「好似一個十字路口，我可以穿晒啲車，打斜過都冇事。呢啲係空間感、位置感，係長年累月培養出來。」在等待下一張單的來臨時，他又不時會留意同區外賣員的Telegram群組，「有啲師兄一日做到四、五十張單，唔知佢哋點做到，要睇吓佢哋嘅心得，再累積經驗」。除了速度，阿東也講究禮貌，「講多謝呢啲係基本，始終我都係一個大學生」。運氣好的時候，他試過從外國客人手上，得到50元貼士，讓他樂了半天。
疫症下不少商戶和打工仔叫苦連天，卻似乎反而造就外賣平台的福音。在政府宣佈公務員將恢復在家工作後，阿東和一眾外賣員都拍手叫好。從2月中以來，阿東平均每天可以送20至30單外賣，以每單服務費近30至40元來計算，現在他月薪可超過25,000元，比他在茶餐廳做樓面時還要多。他也更喜歡現時的工作，「更彈性，冇人睇實你做嘢」，一切取決於自己。
但隨着越來越多人加入成為外賣員，僧多粥少下，外賣員都抱怨接單率日益下降，一天下來，有幾個小時賺的可能少於最低工資，甚至食白果「做義工」。而且，一旦疫症終結，叫外賣的人可能又會減少。但阿東並不擔心，相信這份工作可以持續下去。「第一，夏天嚟緊，應該會少咗一批人；第二，我諗呢段時間都培養咗啲人叫外賣嘅習慣，可能叫開就會叫落去。」
外賣員這份職業，可以做一輩子嗎？「我屋企人成日希望我打政府工。」或許比起鐵飯碗，阿東更想要自由。但面對理想與現實，他仍有迷惘。「以我評估自己嘅能力，咁樣做落去人工係OK。你叫我突然搵份三字頭嘅工，我搵唔到。但始終呢啲咁講體力勞動同速度嘅工，你冇可能打到40歲呀。你日日咁做法，手停口停，冇野累積落去，有時間我都想增值自己。」但思前想後，他還是決定隨遇而安，「我覺得呢個年紀唔諗住，將來嘅事35歲之後先諗啦。」吃完最後一口麵，程式上剛好顯示了一張新的定單，他拿起保溫袋，再次啟程。
中五女生 停課接單月入$8,000
電話另一端傳來一把幼嫩的聲音：「喂，我係K。」K說她今年17歲，正在讀中五，自上年12月中起成為foodpanda的外賣員。記者一陣錯愕，沒想過會有女學生送外賣。這樣的反應，K已經習慣了。有次她拿着幾袋三哥米線去party room，門一打開，一群20來歲的男生馬上大叫：「哇，女仔嚟㗎喎！」外賣盛惠200多元，男生給了她300元，說不用找續，旁邊友人再次叫囂：「紅顏禍水！」K拿着20多元貼士，靦腆地說了句「多謝」，然後離開。
這是K的第一份工作。起初，她的同學先登記了foodpanda的外賣員賬戶，再游說她一起加入。她想了想，覺得這份工作時間彈性，又可以賺一點零用錢，就此成為外賣員的一分子。父母知道女兒要登上別人家門送外賣，不免擔心她的安全，但K最終勸服了公母：「我覺得每樣嘢要自己親身試過先明，返過工先知搵錢有幾辛苦，冇理由成世問屋企人攞錢。」
這份工作，沒有老闆，也沒有同事，只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把外賣員來回帶到餐廳和客人之間。「只係普通一份工，冇咩特別。」但第一次從程式上接到單時，K既緊張又興奮。她一早記下朋友告訴她的步驟：接單後，到餐廳提取外賣，再按鍵了解客人的地址，最後送貨。K小心翼翼地重複細看程式上的每一個字，生怕去錯地方，按錯了鍵。最後，她送完了第一張單，這是她人生第一次靠自己賺到的40元正。
最初，K不算交很多更，畢竟她仍要上學，12月時她送外賣賺到約2,000至3,000元。但至1月中，武漢肺炎蔓延至香港後，香港中小學開始停課。不用上學的K把握機遇，除了平日在家中以Zoom網上學習的數個小時之外，其餘時間她幾乎都拿來送外賣，月入高達8,000多元。只是，每到晚上11時多，K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時，都忍不住問自己：「其實我咁博為咩？」但她還是越做越起勁，每當接到一單外賣，她都忍不住興奮：「好嘢，又有嘢做。」
用Zoom上課無法專心
K的父母都不時微言她幾句，擔心女兒只顧着送外賣，忘了自己作為學生的本份。但疫情之下，K在家中用Zoom上課，其實無心學習：「講真，邊有人喺屋企真係咁畀心機聽你講，唔做自己嘢呀？」同時，她也越來越不明白學習的意義和目的。這大半年，她不時問自己：「如果知識同學歷真係有用，咁點解會有咁多咁高學歷嘅人俾人拉咗？」
明年就考文憑試的她，本來也像不少莘莘學子一樣，對自己的將來充滿幻想。但一埸反送中運動和緊接着的一場疫症，徹底打破了她原來美好的人生藍圖。能不能順利復課、考完文憑試，對她來說已經並無意義。在充滿變數的香港，人人只能見步行步地過日子。「𠵱家都諗唔到咁長遠，反正做咩決定都冇用，可能又突然有啲事逼你要改變。你唔知之後嘅香港會係點，𠵱家連最基本嘅自由都冇，成個人生都好似被牽住走咁。」無法計劃，所以只能活在當下，送外賣亦然，「係冇咩得着，都係暫時搵住食先。」唯一讓她有所憧憬的，是將來能成為中大的一分子，「起碼個校長會走出嚟為學生發聲。」
送了外賣三個多月，如今K交的更數越來越少，她想讓自己休息一下。她也開始懷緬去年夏天前上學的時光，「起碼以前都仲算係無憂無慮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