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所謂新冠狀病毒並非源自武漢，也與中國無關，許多世人一直以為的神話，都有矯正的必要。
例日中兩國由於徐福五百童男童女東渡扶桑去日本「開枝散葉」而所謂「同文同種」之說，更是神話了。
首先並無信史考據有一個叫徐福的人，帶了五百個幼童東渡。由實用主義角度，要帶也帶男丁去幫耕田或做廉價勞工，帶婦女去生育。所謂徐福帶四百童男女去日本之說，去了還要餵養大，即使徐福是極度孌童癖，成本效益，嚴重不符。
日中兩國屬不同種族。日本人種與朝鮮人、蒙古人同屬烏拉爾阿爾泰種，經通古斯由東北亞貫通。漢人源自黃河流域，兩支人口，遷徙方向不同，相隔十萬八千里。
所謂同文，唯一依據是日文中有漢字。
但漢字只是部份借用。一千年前，日本的鄰國只有漢土，異國文化交流也只有漢字。若以借用的字當做「同文」的證據，那麼今天的英文也有Kung Fu、Guanxi、Dama、Feng Shiu，難道中國人與安格羅薩克遜人亦同文故同種乎？
論及文化，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歷代有士大夫文化，士大夫就是皇帝與農民人口之間的中產階級，詩詞書畫、道德觀念，更成為中華文化精粹的主力。
然而日本沒有文人士大夫階層。自從十五世紀戰國到江戶時代，日本商品經濟發達，形成一個實力的「町人階級」。
町人階級也類似西方工業革命出現的資產階級。然而日本初無西洋工業，只本土手工業：造紙、釀酒、製漆、磨鏡、紡織，各行業的工匠，擁有自己的工作坊和器具，接受全國訂貨，擁有了生產資料和技術，也擁有了經濟實力，凌駕於武士階層之上。
中國文化不同。中國文化重仕而輕商，手工業自宋代後無法成為日本之町人資本主義規模。日本町人則與武士的信義結合，更經歷明治維新，形成全民守法重諾、嚴謹的生活精神。
日本人在馬路邊看見紅燈，即使沒有汽車，個個在行人道邊自覺等待。公德心重，凡事先想到他人觀感，公民意識高，單此一點，日中兩國怎有可能「同文同種」？
中國自從毛澤東禍亂之後才如夢初醒「解放思想」，恍然大悟，原來貪窮不是社會主義。唯四十年來由饑餓一極，擺向全民不擇手段撈錢的另一極。本來的儒家倫理摧毀，又學不到西方的理性法治。
日本社會是普遍富裕而不浪費；中國人社會到今日則是民窮而大肆浪費。
因為中國的廉價勞工人口多，中國加入了全球化，成為全球化火車的鍋爐，而不是日本。如此則中國文革後的種種惡劣習氣擴散世界。
日本像台灣一樣保護主義而閉關，反而保存了東方文明的精粹。
新冠狀病毒若不源自中國，日本人最厭惡也是在國際上遭到中國人拉拉扯扯，向外人訴說日本文化源自春秋戰國漢唐，厭惡處不下於中國人憎恨川普說冠狀病毒來自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