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際，全球超過50萬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自從武漢出現第一波大規模疫情爆發以來，死於這場世紀疫症的人數已超過2萬人。
有說病毒是「全球性的」，是犯上明顯不過的倒果為因。全球化下的人口流動的確令病毒傳播更難應付，增加發生第二、第三波的爆發機會，但因此就當作「外星病毒襲地球」麼？到底疫症源自何時何地，人們可憑爆發地時序追查到底，得出結論。否定資訊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官員「此地無銀」的言行是自欺欺人，硬要和美國打「口水戰」就是為了植入中方版本。我們絕對不可能接受的，是這場疫情引發的人道災難只剩下一堆感染死亡的統計數字，以及一件無頭公案。
本着人道主義，這個時候世界本應聯手應對這場人禍，本應全力支持醫護前線，本應提供經濟和人道救援措施共度時艱，也本應為如何逐步恢復正常生活作沙盤推演。雖然這是一個緩急先後的顯淺道理，但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竟然還發生「喪事當喜事辦」的詭異氣氛，中共急於為習近平度身訂做一齣「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戲碼，趁着世界各地人心惶惶就四出挑撥離間，借用別人的苦難來宣傳自己的體制實力，追求世界肯定其「大國擔當」這道德高地，要趁機爭霸全球。
外國媒體和智庫看美中角力，出發點大多是是警告中共的來勢洶洶，要求各國重新檢視世界各地集中依靠中國的生產線的風險，質疑北京在此刻發動訊息文宣戰的目的，並提出中國稱霸對亞太地區以至歐洲構成的威脅。
中美角力不是一場單打獨鬥的街戰，而是全球領導地位的博弈。奧巴馬時期的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美國學者杜如松（Rush Doshi）近日在《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引用英國1956年奪取蘇伊士運河被孤立而失敗告終的危機來警告美國，自以為是的華府將有可能面對其「蘇伊士時刻」，從此衰落。
坎貝爾和杜如松又指出：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國際領導者的地位，不單是因為其財富和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自身的管治能力、全球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s）的供應、並且有能力和願意集合和協調國際社會的力量去應對危機，都有助建立其認受性。他們又指出，這場全球抗疫戰令美國的領導能力備受考驗，到目前為止華盛頓並不合格，北京利用美國反應緩慢而造成的缺口，迅速地採取行動，填補其空缺，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的世界，即使各地人民狠批自己政府的表現，也不等同他們因而會跟隨北京設定的旋律唱和。就如坎貝爾和杜如松形容中國在這種時機尋求利益是「厚顏無恥」，而好些驚訝中國抗疫反應和管控能力的評論，也不忘提醒中共這個專制體制的缺陷及隱瞞疫情的事實。
中共是個口蜜腹劍的偽君子
近日，歐盟外交官員及多位歐洲學者亦相繼發文，提醒歐洲各國中共正透過「醫療施援」等手段企圖轉移視線，趁着特朗普和歐洲之間關係轉差，拉攏部份歐盟國家以擴大其全球影響力。而在這方面，歐盟早就意識到，中國將功利行為包裝成利他行為，以抗疫勝利者的姿態派出醫療隊伍和運送醫療物資到部份歐盟國家和歐洲小國，離不開期望分化歐盟的老調子。歐盟又警告中國同時正在利用歐洲成員國之間缺乏團結來獲取利益，籲歐洲各國注意及團結。如果說俄羅斯的普京是個令歐洲坐立不安的卑鄙小人，那在歐盟眼中的中共就是個口蜜腹劍的偽君子，兩者一樣是威脅歐洲的地緣安全的外在因素。
中共要稱霸國際社會，要和美國較量，就應當知道必須面對這些負面評論，但是習慣說謊的中共官員，以及民粹左毒上腦的網軍，除了惡人先告狀，用一式一樣的文宣模版製造輿論戰以外，恐怕不會懂得用文明來說服別人。在輿論戰中，中共的本能永遠就是試圖損毀別人聲譽來自抬身價，永遠是面目猙獰，結果欲速不達，很快又回到原點。為求「洗底」的中共，自稱用了三個月就「打勝仗」，今次信心滿滿地想用文宣戰來個先發制人，現在看來，中共本欲向全球展現其體制的「優越性」，到頭來又是一次自暴其短的錯誤示範。
陳家洛
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