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地報告】
托爾斯泰的巨著《戰爭與和平》進行到第四部時，拿破崙攻打俄羅斯的戰爭已經來到了尾聲。法軍臨到莫斯科城下，俄國沙皇與貴族竟棄城避難，留下平民百姓與一座空城讓法軍佔領。男主角之一的皮埃爾．別祖霍夫伯爵卻沒有逃走。他改換了平民的服飾，盤算著行刺拿破崙的念頭，卻被當作縱火犯抓住了。
首先他被普通軍官審訊。審訊方的話術是引導式的，要將他引向定罪。之後他被帶到法軍元帥的面前，元帥已經準備好要給他安上「俄國奸細」的罪名了。皮埃爾意識到情況緊急，大聲喊出「殿下」，那一刻，元帥抬起頭，和他對看了幾秒鐘。托爾斯泰寫道：對視的目光救了皮埃爾，「這目光超越了戰爭和審判的一切條件，在兩人之間建立起人性的關係。他們在此刻隱隱約約地百感交集，終於悟到兩人都是人類之子，彼此是兄弟。」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的時間是1865到1869年之間。距離漢娜鄂蘭寫下《平凡的邪惡》（Eichmann in Jerusalem, Hannah Arendt）還有整整一百年。不過我們幾乎可以在兩者之間看到一種遙遠的牽連。漢娜鄂蘭觀察二戰戰犯艾希曼的審判，發現眼前並不是一個殺人魔王，而是巨大機器中一顆渺小的螺絲釘，他放棄了自己人性的思考，服從於機器的指令，因此他的邪惡乃是一種「平庸的邪惡」。
個人微不足道 隨時被碾碎
托翁彷彿在一百年前就已經預見了那非人性的殺人機器。只不過，在十九世紀時，機器還未「完成」，人性還有機會找到空隙，被眼神的交會喚醒。在暫時逃過死刑後，皮埃爾自問：是誰要殺他？答案不是任何特定的人，「是一種秩序」。那個秩序自行運轉，無視於他這個人是誰，有什麼回憶與追求、希望和思想。在那非人的秩序面前，個人是微不足道的，隨時有可能被碾碎。這段皮埃爾因為「人性的眼光」才活了下來的敘事，也出現在郭松棻的小說《月印》裡。小說發生在二二八時的台灣，醫生對男主角鐵敏說：讀了托爾斯泰寫的這段故事後，感到現實生活裡難以遇到「人性的眼光」，而深感挫折氣惱。那也是一個國家機器正在碾壓人性的時代。小說後半段，醫生與鐵敏走上讀左派書籍、地下組織之路而被槍決，大概是在機器面前也想要尋找人性的眼光吧。
郭松棻小說《月印》收錄在胡淑雯、童偉格主編的《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中。文學畢竟收容承載了人性的眼光。
撰文：張惠菁╱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