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除了肺炎之外，還有一種病毒在蔓延，就是中共高層通過肺炎病毒而進行的權鬥病毒。這種發生在腦袋、權位和利益之間的病毒不除，大亂因素難以遏止。
先談總體形勢。對習近平來說，當然不想有人趁疫情之機，傷害他在2022年二十大後的權力延續。所以，他初則隱瞞以免影響經濟，備受攻訐；後而卸鑊和邀功，藉以儲蓄延續權力的能量。此外，他左右開弓，明烹暗煮，以權術為自己開路，扼殺反對勢力於將發之中。
習的反對者不會坐以待斃，變成錯誤決策的代罪羔羊，也不想習的倒行逆施延續他的一人專政。兩邊在十九大後已各自部署。習因有權力在手，佔主動地位，容易把對手逐個擊破。反對者則須俟機而動，例如經濟下滑、民怨和民亂四起，內外交困，才能凝聚反擊。如今武漢疫情爆發，可能是一個機會。所以，二十大的權位爭奪戰提早上演，埋身戰加速進行，正是眼前光景。
再談具體戰況。武漢疫情去年12月初揭發，但中共高層隱瞞；習作為總書記，要負主要責任。沒有他一錘定音的主導作用，勢難隱瞞下去。那麼，習近平在卸鑊、補鑊和邀功之餘怎樣出擊呢？綜合觀察，權術有四：
一、牢牢掌握輿論主導權，為他塗脂抹粉，為敵準備棺材。先看中央應對疫情領導小組，至少有三人是直接聽命於習的意識形態和執行官員──副組長王滬寧（政治局常委第五號人物）、成員黃坤明（中宣部部長）和丁薛祥（中央辦公廳主任、習的大內總管）。他們已成為架空組長李克強的「監軍」。其後，習主導一切行動和信息，還準備大刑侍候。《求是》的第二篇文章直指有部門官員處理疫情「進退失據，朝令夕改」、「違法犯罪」，為日後權鬥和算賬埋下伏筆。
二、乘機搶奪實權位置，強化個人權力基礎。典型例子是：由上海市長應勇取代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與王岐山關係好），王忠林取代馬國強為武漢市委書記；表面上消除民怨，同時一箭雙雕。餘此類推，人事任命大權盡在習的手中。抓準機會，為我所用，是他的權謀所在。
三、借助眼前的緊急情況進一步集權，用「微圈子」取代小圈子的決策權，變相採取戰爭狀態措施。典型例子是：習近平有些政策是通過他主導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對外宣示的，跳過了政治局。這些委員會是中共高層的小圈子內、更具核心決策作用的「微圈子」，表面上更有效率，但同時可讓個人權勢暗渡陳倉。
四、牢牢掌握軍隊。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與他關係較好的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以及軍方要員隨行，顯示習的軍權穩固。在此期間，參與抗疫的軍人也得到更多補貼。這就壓住了反對者的異心。
引導民怨攻擊政敵
不過，反對者雖然還未凝聚起來，但不等如引頸就戮。他們也有反擊的方法：
一、同樣利用緊急狀態鞏固權力。例如，李克強雖然被架空，但他畢竟仍是總理和應對疫情小組組長，所以他借用這些權力下達指示，包括《當前春耕生產工作指南》。這有兩個妙處：一，每年中共的一號文件，多以「三農」問題為主，但這是不公開的，而李克強的指示卻是公開的，同樣有效。二，這類指示也沒有經過國務院機構，但名正言順由李克強當組長的小組發出。這兩點都可以保護李的權力。
二、還有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平台。這不是一個機構，但有指示權力，又不會被人指摘跳過國務院，而這個平台發出的《春耕指南》，也包括了防疫抗疫的權力。此乃中共權鬥的陣地戰，這一點李克強比習近平技巧和聰明。
三、盡量借助民意要求，透過可能的渠道讓部份疫情真相外露，既讓民間發聲，也構成對習的壓力。這是中共權鬥的一大特色，引導民怨攻擊政敵，得勢後再壓民意。近期，一批公共知識分子、較開明的官二代和統戰對象，如許章潤、趙士林、任志強、葉大鷹等紛紛發聲，還點習近平之名（過去多是批評整體）。與王岐山較有淵源的《財經》，也有不少突破性的內容。
四、讓習繼續獨行獨斷，錯誤更多更大，積累「子彈」，等待二十大前適時發射，屆時威力更勁。一片鴉雀無聲，到時嚇你一驚。這是中共內鬥的另一特色。
在在反映，習未必能控制一切。無奈的是，中共天性在鬥，受苦的卻是全球！
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