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法治已死，近日又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政府和抗爭者兩方面，似乎都說着同樣的話，卻是不同的角度。警務處長說現時年輕人「守法意識薄弱」，擔憂造成「法治災難」；警察抓捕幾個人，有兩個被告因被打至重傷入了醫院，無法上法庭，法官沒有任何表示；區議員辦公室被一群人上門攻擊，報案後警察到原告家中拘捕被襲的議員助理，原告變成被告，網上議論紛說法治已死。
這兩造從對立的立場說同樣的話，由來已久。反送中以來，特首高官警方一直指控「暴徒破壞法治」，而抗爭者則以警暴、警權不受制約指掌權者破壞法治。
事實上，兩種指向的都不是法治的完整含義。維基百科的解釋是：法治，即rule of law，是與人治相反之概念。它指以民意授權為前提和基礎立法，以嚴格依法管治國家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因此，法治是指一種以法律制約權力的反人治機制。自97年主權轉移以來，香港法治是不完整的。上述兩造指破壞法治，或法治已死，其實只是指司法受破壞。政府、警方指摘的是抗爭者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抗爭者指摘的是執政者對司法原則的破壞。
西方許多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城市，都有大大小小的社會犯罪、刑事毀壞、街頭示威、與警察暴力衝突等情事，但在紐約犯罪率最高的時期，也沒有人認為紐約不是法治城市，因為執法、檢控、法庭完全按照法律獨立辦事。而有些犯罪率超低的國家，比如朝鮮，並沒有人認為它是法治國家。因此說刑事犯罪、刑事毀壞就是破壞法治，無疑是一個法治盲。
對司法的批評，不影響司法獨立。真正的司法獨立從來不怕批評。在法院外牆塗寫「法治已死」，是言論自由的一種極而言之的表述，反映示威者的感受。法官可以引為鑑戒，但對他的審案完全沒有約束力。可以破壞司法獨立的，只有司法制度的執行者，包括執法（警察、海關、廉署等等）、檢控（律政司）和法庭審判。
健全的司法制度有1885年英國教授Albert Venn Dicey所定的三原則：一是不溯及既往，沒有人會因為違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懲罰；二是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法庭的決定是維護人權的最後防線。1977年，以色列法學家Joseph Raz再加補充，加上法律穩定、執法機構不能枉法等。
這些原則，過去幾年在香港受到執行者一定程度的破壞，是不爭事實。法庭據人大釋法追溯懲罰釋法前的人；選擇性執法和檢控；對抗爭者的判刑，比六七暴動的嚴重罪行尤重。執法者任用私刑、違法辦案等枉法行為也司空見慣，在司法健全的國家，執法者違法辦案，法庭會將利益完全歸於被告，直接判無罪。
若法治只是指司法系統，那麼「法治已死」在香港年輕族群中已是共識，但在法律界，包括民主派的法律界人士，卻一直不承認，或說香港法治有險可守，或說若有人想動搖司法獨立，就「Over my dead body！」這當然是因為說司法已死觸及他們的畢生事業。
前幾天，在港大擔任法律副教授的戴耀廷在facebook上說：「以前我不會說香港法治已死，但當香港出現手握權力者，本應受法律制約的人，卻拒絕權力受制約，還反過來教訓公民甚麼是法治，而我們卻奈何不了此人，他不用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那香港的法治就真的是死了！」
說這段話，需要不惜觸動個人志業的勇氣。他連被判刑坐牢時都沒有這樣說，現在是真的讓這位資深的法律學者，也覺得獨立司法已經瀕臨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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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