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會猜到，反修例風波歷時大半年仍未結束，繼而演變成持續多月的警民衝突，走進社區的「黃色經濟圈」運動，其後，卻像宿命一般迎上全城疫慌，盲搶口罩，陷入真正的停擺狀態。
你同樣不會猜到，屢遭政治打壓無法正式上映的《十年》裏，執導《自焚者》的周冠威，相隔多年，終於交出新作，卻是愛情題材的劇情長片《幻愛》。學院派出身的周冠威，鏡頭從社運自焚者移向了精神病患者，政治烽火減卻，談起情慾與病變的拉扯，愁城仍在，創作動機及背後的故事一言難盡。
而又剛好，《幻愛》的世界觀，切中了當下不少香港人的心結。面對黯淡未來，躁鬱、憤怒、哀愁和沮喪，各種情緒揮之不去。走向禮崩樂壞的城市，或許只剩下兩類人，要不是精神病人，就是還未察覺自己有精神病的人。紛擾世道，潛意識的恐懼與日常並在，對城市失去了愛，對身邊一切人事失去了信心，該如何俯身撿拾？
撰文：紅眼
攝影：黃奕聰
受病患觸動 重新探索心理
談《幻愛》的初稿，需要回到十多年前。據周冠威所言，《幻愛》的構想來得比《自焚者》早得多。「其實這個題材不是我選擇的，是在2006年，我在演藝學院教書，帶着一群學生要合作一部短片，是他們的畢業作品。有學生提出要寫精神病患者的題材，我一聽就覺得：『弊喇！』」周冠威笑着憶起當年名為《樓上傳來的歌聲》的短片，「而他寫甚麼呢？原來他是寫一個精神病患者想去殺人。即是我本身最討厭的電影了，我是這一輩子都不會拍這種題材的，為何一定要寫精神病患者殺人呢？」他接着說：「所以，《幻愛》非但不是一個我揀的題目，剛好相反，是我本身很厭惡的。」
不過，周冠威當年沒有斷言拒絕，只嘗試跟學生說，不如先做資料搜集，或者會有轉機，不需要轉題目。「學生出題，我至少亦努力探索一下，到底精神病患者除了殺人，還有沒有其他可以寫的故事？」周冠威由此開始了漫長的資料搜集過程，見過很多社工、心理學家，甚至直接跟受精神病困擾的人溝通，聆聽他們所分享的病歷。
「確實是有幾件事情，讓我對這題材重拾了創作熱情。其一是來自某一宗新聞。只是報紙上很小格的報道，是關於某個精神病患者在旺角街頭突然發病，並脫光自己所有衣服，在街邊小便，這個畫面想當然被途人拍下來，而且不是一個人，是很多人。」從此看見了社會的陰暗醜態，他正色道：「它使我開始覺得自己跟這件事是有些關係的，想認識多一些。」這件真人真事，令周冠威有感而發，決心鑽研下去，同時成為了多年後《幻愛》其中一段情節。
從2006年的學生短片作品，到今日的《幻愛》，劇本幾經修改，對於精神病患者的看法，他亦有了更深層次的見解。相對當初探究精神病患者受到的歧視，或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悲劇，慢慢發展下去，《幻愛》則轉向內在探問，嘗試尋找他們眼中的浪漫愛情，甚至他們的世界觀。「《幻愛》更想說的，是他們的內心世界，多於大環境如何看他，或他和這個社會的抗衡。更着重的是他們自己和自己的抗衡，到底他覺得自己值不值得被愛，他能不能夠去愛人，這與大環境未必有太大的勾連，但對角色來說，卻更為重要。」
理解幻覺與現實 解心結源頭
周冠威形容，在精神病者的角度，病徵的出現，未必永遠等同痛苦與煎熬。正如《幻愛》的故事裏，男主角發病時出現的失常幻覺，卻又是他內心覺得最安寧、獲得最真實的愛情時刻。不正常的世界，本身就是他們所觀看到的世界一部份。
有此想法，是因為周冠威搜集資料搜集時曾接觸一案例：「他跟我分享，其實每個人都有心理問題，而這個病不是那麼簡單的醫學、遺傳學問題，是心理上的問題。他解釋到自己為何會發病，病因來自以前父母如何對待他。他說，從小都被母親虐打，直到分開生活之後，他開始出現的幻聽，就是童年他聽過的詛咒說話。聲音是假的，但他自行解讀了為何內心會聽到這些聲音，他認為『是我已經習慣了』，沒有這些咒罵的聲音，他會覺得毫無安全感。幻聽已被他理解成自己生活的一部份，這不是很痛苦嗎？是相當扭曲的心理，彷彿需要依賴這一把聲音來咒罵自己，藉此連繫自己與父母之間的感覺。」
周冠威續說：「所有扭曲的心理，其實可以用邏輯來解釋，不單單是病者頭腦少了些甚麼，或遺傳學上出現了甚麼，這些都太醫學，但在他們的角度，吃藥只不過是將病徵減少，卻解決不了問題。」這亦成為《幻愛》的故事主軸——依賴病發獲得虛幻愛情的男主角，遇上為他進行心理輔導、真實地存在的女主角。如導演所指：「其實我不想用精神病患者或康復者這套說法來形容他們。對他們來說，藥未必很重要，甚至覺得想盡量不吃。」藥可以抑制病情，但無法解開心結，各種情緒的出現，或精神困擾的源頭，最需要的仍是心理輔導。在《幻愛》的愛情之中，正包裹着幻覺與現實之間的自我尋探：「只有讓他們理解自己的過去，才能幫助他們繼續生活。」
回到現實一點的層面，《幻愛》無疑是一份高難度的電影劇本，於本地電影甚為罕見，情節虛實轉折快速，男女主角人物設定看似簡單，實則關係複雜，加上牽涉心理學的理論，對精神病患者的弱勢關懷，對於觀眾都有一定門檻。當然，觀影的時候已想到，導演固然藝高人膽大，找稱職的演員不容易，找願意「課金」的投資者難度想必更高。
周冠威點點頭，對此不無感嘆：「其實2006年寫完劇本後，我已開始尋找投資者、監製，過程並不順利，相對於現在，那年代還沒有太多鼓勵新導演的計劃，未有鮮浪潮，未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同時不是太多電影前輩願意出錢扶持新導演。」
但來到這個年代，危中有機，情況又有所不同，周冠威笑言：「都不知道算是好事還是壞事，可能因為政治氣候、中港合拍片氣氛的改變，有很多電影計劃，甚至前輩都希望再次在香港找新演員、新導演。誠然，《幻愛》得以順利開拍，是因為贏了創意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計劃，墊了底，才有投資者願意繼續夾錢，而且等了那麼多年，終於等到劉俊謙和蔡思韵兩個年輕演員擔綱主演。
學習面對不逃避
觀乎最近幾年本地新導演的作品，都是關於香港社會上的病患、邊緣弱勢或少數群體，當下的電影市場亦可能相當適合《幻愛》的另類題材。「現在如果你想拍警匪片，都不知道還能怎拍？」周冠威又說：「慶幸的是，像我這樣已經不算很新的導演，十多年後終於跟香港電影市場的新氣候接軌了。」
打從2006年構思的劇本，放在十多年後的今日，他形容，能夠穿越時代的不只是愛情，更多的是人們內心埋藏的鬱結。「撇除了精神病患的標籤，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心理鬱結，每個人都可能有童年陰影，導致你現在的行為和性格，這部電影要說的就是男女主角，如何經歷愛情，與對方互相療癒。」電影關乎愛情，描述兩個人之間從試探、出賣、信任到包容，又如周冠威所言，這些都是每個心靈受創的人都有過的經歷，幫自己，同時幫到對方；自救，才能救人。角色可能是虛幻的，但愛是最實在的支柱，亦是今日這個城市所喪失的力量。
「現在整個香港最需要的就是心理輔導。」電影非關政治，但周冠威本人不是這樣想：「在這個年代，香港過去六、七個月，我們面對那麼大的情緒，你都可能哭過、憤怒過，會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展現。是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情緒，但我們要一起面對，這個亦是心理學輔導的課題，要學習面對，不要逃避。」
他坦言：「過去的一年，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不逃避。我們去面對。」
還有下一個《十年》嗎？
訪問尾聲，其實最想問周冠威的事情，是《十年》之後有否想過再拍政治片。他答得很快：「我絕對是想繼續拍政治題材的。」他說：「尤其是當下，對我產生最大衝擊的仍是政治事件。我想，不單是我，整個社會都活在這樣的氣氛底下，很需要宣洩，想用創作去療癒，或起碼作為一個情緒出口。」然而，周冠威轉念又說得失落：「但電影牽涉到很多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而我只是一個導演、創作者，我當然可以再拍《十年》，但是否仍有資金願意在這個年代投資給你，去拍這種題材的作品。」
從《十年》的政治激進吶喊，到《幻愛》的情感迷失和尋探，大時代政治議題（於表面上）的缺席，或者缺席本身就有着很大的政治意味。「我確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劇本想拍，但是，或多或少都有政治性，導致我未能找到投資者，所以，能夠現在『出街』的，就是這一部愛情片。」
周冠威緩緩說：「但我始終希望，這個愛情故事可以回應這個年代，別覺得現在已經不是談情說愛的年代，《幻愛》不純粹是談情說愛，它不是討好的愛情電影，看完不會很開心，但希望還能談及我們每個人的心理問題，而每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的問題。」
憶述《十年》，周冠威只記得當時有人提過，這部電影是雨傘革命之後所有香港人的療癒過程——當社會充滿了情緒，需要一個情緒的出口。「我不知道《幻愛》能否間接做到這一點，但我相信電影本身的力量。《幻愛》可能沒《十年》那麼廣泛，但我希望《幻愛》會找到自己的觀眾，幫助他們度過現在這個困難的時代。」
但你不會猜到，雖然《幻愛》早在去年試映了幾場，好評如潮，入圍今屆金像獎，劉俊謙和蔡思韵雙雙被選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年度最佳男女演員，偏偏至今乏人問津。畢竟時勢太壞，社會動盪，過去半年有逆權抗爭，這陣子又爆發疫症恐慌，如今戲院都未必能夠繼續營業，距離電影正式上映遙遙無期。
事實上，連那一夜去看《幻愛》，都需要戴着口罩，越過一陣催淚彈的氣味和衝鋒車長蛇陣。終於來到戲院，見證一段兩個人的、微小、勇氣，在潛意識裏跳動的愛情故事。角色有的是愛，觀眾都有。
現世殊不安穩，願使歲月靜好，無城有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