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地報告】
《國際橋牌社》這部台灣第一部政治劇，第一季十集已經在網路平台上全部上線。這部劇有一本書—─《國際橋牌社的時代》是我主編的，我在書腰帶上寫了一句文案：「民主化三十年，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政治劇」。《國際橋牌社》第一季演的是1990到1994年之間的事，解嚴不到三年，民主化剛在初期，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當時還是嶄新的，它的邊界在哪，仍然不斷受到試探中。
以1991年五月發生的「獨台會案」為例。調查局在凌晨闖入清大學生宿舍，逮捕了歷史研究所學生廖偉程—─他因為研究台灣史，而曾到日本拜訪史明。同一時間被捕的還有原住民傳教士Masao Nikar，基層運動者王秀惠，文史工作者陳正然，其共同點是都和史明有聯繫，但理由其實不盡相同。
當時政治環境本來已經趨向開放，調查局的忽然行動讓社會看到：原來監控系統仍在運作，布線之後正要收網了。這一切立刻喚醒了白色恐怖的記憶，社會對國家暴力的警覺瞬間升高。
1991佔領台北車站 社會力量成形
倘若是在戒嚴時期，這很可能真的就會變成一個「破獲叛亂組織」的案子。但不同的是，在1991年，「社會」的力量已經起來了。學生、社運團體馬上動員起來救援，採取了佔領台北車站的做法，當時抗議的規模非常大。換句話說，調查局雖然只是延續過往慣習的執法，但在1991它召喚而來的，卻是社會力的一次亮劍。結果證明，社會已經形成制約國家巨靈的力量，最後直接導致了《懲治叛亂條例》廢除、《刑法》一百條修正。
聽廖偉程說，他最近曾被研究者問到對「加害者」（也就是監控他、逮捕他的人）有什麼看法。偉程說，或許因為社會很快動員，結局也很正面，使他感到自己是被「救援」的，並沒有很強的「被害」感。其實，他的安全著陸，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安全著陸。
這個事件，標示著台灣社會力拉鋸國家力，打開一道「自由的窄廊」的時刻。後來我們還繼續在那道窄廊中前行，使得三十年後的今天能擁有更寬的空間、更大的自由保障。然而當年那個窄廊打開的時刻，始終是意義非凡的。
這個事件出現在《國際橋牌社》第四集中。總體而言《國際橋牌社》的第一季並不完美，但是個重要的起步。這些當代歷史轉折點首次在大眾影視中被呈現。「三十年」不算太遲，時間帶來的省思格外有意義。
撰文：張惠菁╱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