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我的文章〈抗命、抗疫、抗爭〉刊出後，有評論指我沒有鼓勵政府與市民齊心以科學為本抗疫，反而公開支持將抗疫政治化，實不恰當。論者認為社會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應秉持價值，提醒市民正確的方向，應該知道抗疫不是搞政治操作的時刻。高舉民間自救，很可能會擴大社會撕裂，無法促成社會上下齊心抗疫。
體制病毒不除 人禍不斷
不知道批評我的人，知道林鄭月娥提交給中央關於抗疫工作的報告，又會有何反應？林鄭在報告中，一方面批評各方包括建制派都沒有支持政府抗疫，另一方面說可藉有效處理疫情來贏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為建制派在9月立法會選舉創造有利氛圍，現在是難得可扭轉形勢的契機。林鄭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具體請求，以令疫情和選情可轉危為機。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最近接見多個社團的領導層時，同樣說既要打好抗疫戰，也要打好選戰。他也承認建制派在9月立法會選舉選情嚴峻，呼籲他們要團結；又指反對派想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奪取管治權，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專長是憲政，不是流行病醫學。我只是基於我的學術認知，指出這場疫症的根源，不只是天災，更在於人禍。香港未能有效抗疫，亦是因在位者以政治考量蓋過科學及市民的顧慮，且已成為體制的病毒。一天這病毒不除去，即使過得了這場疫症，未來還是會有其他疫症或天災，被體制病毒所放大而失控。
禍患既是源自體制，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要消除這病毒，香港市民只能民間自救。我指出的，反不是好像林鄭或駱惠寧般，只為當權者計算政治利益得失，而是港人在當前困局中的唯一出路。
自爆發武漢肺炎後，香港市民清楚看到不能依靠政府，自發地運用各種各樣的創意，由區議員、政治組織、良心商人、以至由心仍未死的普羅市民自我連結起來的群組，通過民間自建的網絡，集合資源去幫助大家走過這段艱難的抗疫歲月。
不在於大家是否意識要這樣做，但由反送中開始，到現在抗疫，民間已織造起有潛力實行真正自治的民間網絡。這與《基本法》所說的高度自治不同，那是體制上的自治；相對於中央政府，香港特區及特區政府在一定程度在管治上可自行去做權力範圍內的事。但一國兩制實行至今，正因港人還未能建構起民間的自治網絡，令體制的自治變成虛妄之談，因中央根本不會讓港人直接享有真正的自治。
經過這六年的兩場大型抗爭運動，很多港人已醒悟過來。藉着抗疫，自治網絡意外地建立起來，且深入到香港的各個社區，不同社區的居民自發地起來守護自己的家園。相信當權者也想不到疫症爆發，會發展成這樣的局面。
有了這民間的自治網絡，下一步出現的就是更強的自主意識。既然現行的體制未能真正做到人民所想，民間的自治網絡自然要透過所有可行方法，包括選舉投票，把體制的權力由脫離港人的中央代理人及中共官員手上奪回來。這力量必會出現，不在於某些人主觀意願上抗拒，也不在於能否一戰功成。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港人由民間自救到社區自治，至命運自主，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立法會選舉能否奪半，成敗全在於選民，不在於當權者。奪半之後，且看你們又能怎樣？
戴耀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