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持續蔓延。不過，隨着非湖北的每日確診數字連續14日下跌，國家衞健委亦於2月18日表示疫情出現「三個首次」，分別是每日新增確診個案低於2,000宗，非湖北單日確診病例少於100，全國單日死亡人數低於100，疫情似有緩和迹象。除非疫情逆轉，「抗疫戰取得重大勝利」之類的標題不久便會出現於各大報章、電視節目。那時候，當權者是自我催眠「戰勝」疫症，還是吸取教訓，將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關鍵。
非常措施恐常態化
事實上，從現時北京因疫症而採取的措施可見，抗疫「勝利」後會是全方位的加強控制，當中包括對人民日常生活的監控。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已推動實名登記乘坐交通工具，理由是確保患者的行動路線有迹可尋。使用普通交通卡的乘客需要電話掃描二維碼登記才可入閘，單程票則停售。總之，不登記就不可乘車。同時，各大城市已實行社區封閉式管理，居民出入除了需要探熱外，亦要記錄時間。或者，不少人對非常時期實行這些措施表示理解。但是，我們回想過去十多年，有多少非常時期的措施實行至今？不知道多少人還記得在中國坐地鐵曾經是不需要安檢？再者，現時人們已習慣使用電話消費，即使規定實名登記才可乘車，或在餐館用餐，也不會從個人私隱角度思考而抗拒。
除了對個人日常生活的監控，當然少不了對公民社會、媒體的控制。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非政府組織入川救亡，政府、NGO、國民各司其職，當年也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不過，公民社會空間在之後數年越來越小，不少更被取締。而那些所謂志願者行動，很多時是由各級共青團組織。缺乏具獨立意志的NGO，其弊端已在這次抗疫過程暴露。例如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中國紅會負責支援武漢的物資調配，不久便爆出厚此薄彼。在一個開放的社會，NGO本可靈活地填補政府的不足。
非政府組織空間縮小已成事實，對媒體、公民記者的監控亦會加強。不用等到疫情完結，我們已發現這種轉變。疫症初期，除了公民記者陳秋實外，《財新網》、《新京報》都有一些反映武漢等地醫院、社區實況的報道，很多都是記者們在醫院採訪醫生時取得的第一手資料。而李文亮表示「真相比平反更重要」的訪問就是於1月31日刊登於《財新網》。不過，關於湖北實況的報道近日已逐漸被一些女醫護剃頭等「正能量」的新聞取代。可見，即使是體制內的媒體，報道事實也會被視為不和諧。
最後自然是透過立法禁食野味。廣東、福建與天津已於近日立法禁食野味。不過，熟悉國情的讀者都知道，中國從來都不缺法律。如2016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就禁止食用非法購買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至於經營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商戶，須按《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向工商行制管理部門申請。當然，堵塞法律漏洞的方向是正確。但現時存在的問題是執法不力、缺乏監管，先不要說《新京報》曾報道過野味交易已走上網購平台，現實存在的商店一直存在，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更曾被授予「武漢文明市場」的榮譽稱號。沙士只是17年前，再遇相似的疫情，只想到加強監控、諉過於人，而非反思問題的癥結，結果只會是「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周建民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