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電郵通行全球，WhatsApp兼容攝影功能，香港與其他地方聯絡，分享文件、信息，瞬息即達，若有物件急件運送，老闆一聲令下，速遞公司DHL、UPS、FedEX、順豐、TNT可即時提供速遞服務，任君選擇。
左丁山大學畢業後，到中環工作，來往電郵、WhatsApp、傳真機（Fax）與速遞，都是不可思議的事物，那時候最快的通訊工具是telex（大公司有電訊機），私人便要到大東電報局（今天中國建設銀行大廈）打長途電話與發電報，運送文件要透過郵局空郵，起碼一星期後對方在美國才會收到。那時候，香港的銀行、出口商、進口商、工廠等是香港經濟命脈，地產還是置地公司獨大。所有銀行外幣支票、出入口文件、航運文件的交流，都透過郵局，耗時甚久。一位玩具廠的文件貨辦交收員，名叫鍾普洋，每日穿梭於中環的洋行，銀行交收文件、追收支票、跑郵局，到船公司追查Bill of lading，忙得團團轉，但也因此與不同的公司的郵務部（mail room）職員混得很熟，知道不同文件的往來方向與交收時間，對郵票郵費事宜當然滾瓜爛熟。
洛杉磯有兩位在Courier（那時譯作咕喱）公司的同事名Larry Hillblom及Adrian Dalsey在停車場傾談，發覺大家都對公司不太滿意，於是辭職另起爐灶，與一位Robert Lynn組織公司，取名DHL，生意發展得很快，但不少客戶要求把文件盡快送到檀香山、關島，然後送往東亞。Dalsey來香港找據點與合作對象，經輾轉介紹之下，得悉有一位鍾普洋對各類文件運送最熟行情，於是游說鍾普洋辭工加入DHL，鍾普洋告訴左丁山：「那是1972年，我不知道甚麼是國際速遞，與D先生詳談幾次後，我開出條件，（一）成立一間DHL International（敦豪國際），以香港為基地，由我主持；（二）開辦五年後，D先生要考慮我能否擔任公司的亞太區總裁；（三）我要有股份，不能純粹是員工。料不到D先生一口答應，我便立即轉行，一切從頭做起，現在香港有速遞這個名詞，是我把Courier翻譯過來的，摒棄咕喱這個有貶義的名詞。」鍾普洋加入DHL International從此顛覆了郵政局，帶動了一整個新行業的發展並成為億萬富豪，但生意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只是萬事起頭難，最初的五年尤其艱辛，十年後站穩陣腳，DHL創造了新風氣，新公司文化，不少營運規則，給其他後來者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