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The Sun Hong Kong》這份以菲傭為讀者的雙周報，位於北角的辦公室中，仍然燈火通明。
相比下一代移民融入社區而漸被邊緣化的族裔媒體，移工媒體仍保有活力。25年來，他們鬥志不減，被稱為「第二個領事館」，菲傭遇上難題，總先facebook報料給他們。主編Daisy Mandap與Leo A. Deocadiz是一對夫妻，他們是記者，也是維權者。
屢遇不公義 望為同鄉維權
提到不公義個案，Daisy一口氣說了半個多小時，也大力批評警察無所作為。一宗非法僱傭案中，500名菲傭遭黑心公司詐騙，付錢換取假工作機會，牽涉超過500萬，初初警察不理，Daisy帶同100人到警署，據理力爭，才報案成功，但至今無人被起訴，沒有賠償。警方有次打發眾受害者去小額錢債審裁處，她與同事擔任原訴人，一連勝出21宗索償案，審裁處將200宗案件轉回區域法院後，兩年後仍未提堂。有七名菲傭遭黑心中介踢出臨時收容所，流落街頭，夫妻二人甚至收容他們，一同度過新年，還自掏腰包買回程機票……她以印傭Erwiana為例，遭虐後獲判約80萬賠償，至今一毛錢也未收到，「這就是不公義！」
「作為記者，倡議工作不一樣之處在於即使有菲律賓人犯罪也好，不代表我們會用取巧角度掩飾，但若我們看見菲傭被佔便宜，那麼我們就會為他們戰鬥。」
維權基因在她的骨血內，80年代二人任職菲媒報館，Daisy一邊任助理編輯，一邊半工讀取得律師資格。當時攝製部的同事比編採部的薪金少一大截，欲爭取同工同酬，請Daisy成為工會領袖，她一口答應，後來發起長達一年的罷工，遭抹黑成共產黨員，被解僱不止，老闆更索性結束報館。適逢1987年《The Standard》來菲招聘記者，夫妻雙雙獲聘來港。
辦報為探討外傭潮問題
1982年，香港尚只有兩萬多名外傭，1995年已攀升至超過15萬人，八成來自菲律賓。
她任職法庭記者的首篇報道，便是外傭挑戰上訴解僱後14天離港的時限，樞密院頒下敗訴判詞。「主流媒體有整個香港公眾去憂慮，所以專注菲律賓社群的考慮就很少。」
夫妻立即意識到，菲傭在香港面對一籃子問題，急需深入報道，菲律賓是世上唯一沒有離婚法的國家、衍生種種家庭問題、外傭潮致菲國教師短缺、非法僱傭等等。
Leo儲夠三萬元，便籌備辦報。1995年12月3日，《The Sun Hong Kong》創刊號出爐，頭版標題為「香港回歸中國 外傭不會遭送回家」，除了港菲兩地的英語及他加祿語新聞，還刊連載小說、廣告，在環球大廈等菲傭聚腳地免費派發，印刷量才一萬。
翌年，印量增加，廣告找上門。2003年沙士，電訊公司在低潮中發現外傭市場，廣告便蜂擁而至，Daisy笑說：「這應是為何超過九成菲傭有電話Plan的原因。」
Daisy則在主流媒體打滾，先後任職亞視及CNN，但晚上回家，夫妻會清空餐桌，便繼續工作，直至1999年Daisy才全職任主編，Leo主理印刷。
人手不足，他們辦了The Sun Writers’Club，舉辦新聞寫作講座，再從中招募義務撰稿人，現時有七位。她把撰稿人派到周日的各項社區活動，採訪領事，鍛煉出一身本領，「給他們自信，這就是（充權）開始」。
着重菲律賓社群資訊
撰稿人寫社區見聞，《The Sun》的專業記者負責嚴肅新聞，依靠菲傭報料。撰稿人Gina舉例，WhatsApp和facebook加起來，也有數十個群組，不少是按鄉下分類。十多萬人中，誰自殺了，誰遭人口販賣，誰遭強姦，靠社區網絡就找到。Daisy必定先轉介個案給領事館，而後續工作盡量交給移工組織：「我們嘗試做到最好，但寫報道本身已經很難，遑論再做其他。」
平日忙於法庭案件，跟進勞工議題，《The Sun》僅有四人，Daisy清楚必須在示威與維持日常報道間作出取捨。因菲律賓人英語程度高，能讀英文媒體，「本地媒體已經廣泛報道（示威）」，Daisy選擇少作報道。《The Sun》僅兩次拍攝示威遊行，如6.16二百萬人大遊行，也會拍攝各自在橋上休憩的菲傭，形容「看似沒注意到（seemingly oblivious）周遭發生的事」。
但《The Sun》會在示威牽涉到菲律賓人時作報道，比方說蒙面法，早前亦專訪在現場遭拘捕的迪士尼菲籍舞蹈員。平日則在facebook轉發菲律賓領事館的抗爭時間表。
不過，示威常突如其來出現，領事館的資訊便過時，撰稿人George Manalansan認為社群需要更新的資訊，《The Sun》有責任，「為了安全理由，我們需要更警戒，但為政治理由，則不必要」。但George不會落場採訪示威，「我們是撰稿人，不是記者」。
望能求存 計劃轉型網媒
領事館曾警告傭工不要接近示威區。如果有人自願落場採訪，Daisy不會阻止，但不鼓勵，「他們其實選擇遠離示威……傭工如在場被捕，非常危險，他們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提到Yuli Riswati辦媒體遭遣返，被打壓，Daisy亦流露無力感，早前《金融時報》編輯被拒入境，「連外國記者會也無能為力。你覺得如果有觸犯簽證條件、後遭遣返的外傭，剛好也批評了政府，（政府）又會在乎（反對聲音）嗎？」
她今年62歲，30年住菲律賓，32年在香港，日子更長，「但他們令你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個地方，否則我早就進了政府」。她曾為菲律賓政府擔任顧問，只覺回歸後香港加速中國化，政府職位對不諳中文的人關上大門，然後越來越多消息以中文發放，記者工作要求通曉中英文。
身份上，「我很左右為難（I’m torn），但我的孩子在這裏出生，但內心裝着香港，許多孩子身在國外，但心繫香港去抗爭」。她平靜又無奈：「他們很愛香港，但沒有公平機會。」她還是意難平，選擇全心報道新聞，「本地應該夠（報道）了，應夠人幫忙。至於家傭，又會有多少人願意全力幫他們？」
兩夫妻都已經年逾六十，每晚仍工作到凌晨一兩點才吃飯。臨走前，Daisy在電梯口，還一臉憂心忡忡，說雖然從未虧蝕，但廣告收入下跌，對撰稿人的待遇也差了，還在盤算走向網媒之路。
25年過去了，《The Sun Hong Kong》仍然老馬有火，這個菲律賓第二駐港領事館仍要為自己的社群運轉，繼續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