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萬少數族裔，這香港人口的百分之八，有自己的資訊管道，他們的媒體被稱為「族裔媒體」，報道族群內大小事，以家鄉語言書寫。
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中槍右眼視力永久受損後，她工作的Suara一度停刊兩個月，直至印尼語媒體Migran Pos的創辦人Yuli Riswati遭遣返，才終於在12月回歸。
記者傷了，媒體為17萬印傭撐下去。另一邊廂，《The Sun Hong Kong》則為18萬菲傭、百分之2.5的人口而寫，默默耕耘廿五載；僅佔千分之二的尼泊爾人之中，仍有最後一間紙媒，堅持為兩萬多人報道示威，網媒的抗爭直播傳回尼泊爾。
近八個月的抗爭路上，這些族裔媒體人如何定位，如何報道抗爭？
記者：鄭祉愉
攝影：何頴賢 何量鈞
Jagat Ambu Gurung 尼泊爾媒體抗爭直播唯一掌鏡人
12月22日下午5時12分，原本平靜的聲援維吾爾族人權集會，有人拆下國旗，防暴趕至，瞬間變得劍拔弩張。原本關了直播，打算趕往下一場的尼泊爾攝影記者Jagat Ambu Gurung去而復返，重開直播。
混亂中，警員衝前拘捕並毆打集會人士，雜物滿天飛，他大聲以尼泊爾語旁述解釋情況。他中了胡椒噴霧，仍在數米之內，拍到警員拔槍指向人群那一幕，觀看人數由原本集會的22人，瞬間飆升，事後這條片段累積近六千播放次數。留言中，有尼泊爾人罵：「香港沒警察！人民等待被解放，這就是人民！」也有他的朋友問候：「哥，你吃飯了嗎？」
寧不上班 也要輸出真相
他不敢鬆懈，手中了防暴警的胡椒噴霧，簡單清洗，也堅持直播，留守個半小時，事態平息後，他才離開中環，由硝煙處姍姍來遲地趕赴尼泊爾學生聯歡會，開下一輪直播。學生好奇問他，「你當記者多久了？」他說：「17年！」
眾族裔媒體之中，在印尼語媒體Suara任職的Veby受傷後，只有尼泊爾媒體有示威直播，Gurung則是唯一的掌鏡攝記。他今年五十來歲，本身是地盤工人，自二千年初起為族群媒體供相，報道族群新聞。
月刊《Everest Khabar》主編Kisan Rai打趣道：「每一次示威，如果他沒有直播，就會有人致電問：『你在哪？你不直播嗎？』」近八個月以來，他寧可不上班，每逢抗爭必直播，名聲不脛而走。在直播下方的留言中，也屢屢見到「Gurung加油」之語。
香港有兩萬多尼泊爾人，不過，光是他本人的facebook攝影專頁「Focus out」，就有超過四萬like。至於播放他直播的網媒HKNepal.com ，更超過六萬讚好，最多來自尼泊爾，其次便是香港、英國，甚至有馬來西亞，沙地阿拉伯，成為各地尼泊爾人了解香港抗爭的重要渠道。所有直播之中，最受廣傳的要數油麻地人踩人慘案後，二百多人被拘捕的慘況。
Rai續說：「他兒子看香港人日程表，把示威的時間地點告訴他，每次有示威，他就打給老闆說：『我今天不上班了！』」Gurung靦腆地笑，有朋友好奇問：「老闆為何不炒你魷魚？」他慶幸與跟隨多年的工頭熟稔，抗爭熾熱之時，他心掛在報道上，收入大跌，生活困難嗎？「有時啦。」他搔搔頭，幸得妻子支持。
自資器材 無償報道
直播四年，Gurung盤點着直播器材，一部Samsung手機、腳架、電池用橡筋綁在架上，還有Canon相機，所有器材均自費，也無償工作。每次買昂貴器材回家，老婆總要揶揄一下：「我呢？」他也只是笑笑口。
6.12當日，他剛從位於南丫島的地盤下班，下午3時許，甫知道催淚彈落下，回家收拾裝備，便帶着記者證、安全帽、反光衣和相機到了現場，幾乎是最齊裝備的記者。
Gurung只聽得明部份廣東話，在衝突現場直播期間，他常常用不太靈光的英文問身邊記者情況怎麼了，再用尼泊爾語旁述。抗爭期間，總有許多人打給他，問「香港安全嗎」、「哪裏有示威」等等，Gurung看不懂中文，也常常拿着本地傳媒報章，向地盤工友請教。
父親是𨫥喀兵，曾在英軍服役14年，Gurung仍自豪地背得出父親的士兵號碼。隨父親遭調派，他在香港出生，在尼泊爾長大，他曾經受到被政府迫害的滋味，避走他鄉。他還是覺得情況「不太壞」，畢竟他在尼泊爾任記者的朋友曾鋃鐺入獄，報館也遭搜查。
他展示身體的傷痕，橡膠子彈曾擦過他的頭盔，12月大腿中了一發催淚彈，出現深深的紫色瘀傷。印尼女記者遭防暴警射傷至右眼失明，你不怕嗎？他沉默半晌，搖搖頭，說有記協簽發的記者證，堅持上場，只因一份責任感，希望填補族群對資訊的空白。「我喜歡這份與社會有關的工作，不論尼泊爾人、華人也見到這個紀錄，甚至遠至沙地阿拉伯、英國。」除夕夜，又匆匆去過尼泊爾慶祝活動，便趕赴旺角直播衝突，抗爭活動一天未完，他仍在族群活動與示威之間，為尼泊爾人繼續跑新聞。
唯一尼語紙媒 難敵網絡化
記者邀約《Everest Khabar》主編Rai和Gurung做訪問，他們第一時間問：「你對尼泊爾語媒體了解有多少？」記者只知有已倒閉的《Ethnic Voice》，二人便從頭數算自90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本地媒體：The Sunrise、Nepal Post……足有五六間。
「全部都不在了。」Rai停頓，擺擺手道：「Gone。」
《Everest》是碩果僅存的紙媒，他是死剩種，剩下網媒如HKNepal.com。每期均有本地族群新聞封面故事，如選美、慶典等，亦有博客旅遊、訪問、小說、書摘等等，甚至有相親照片。
翻開8月份《Everest》，以「反逃犯條例：正反雙方及尼泊爾人的憂慮」為題，Gurung拍下的金鐘夏愨道成為封面照。
他們有自己的報道角度，同樣五十來歲的Rai較少去抗爭現場，多撰寫現場觀察，以英文採訪，亦邀來社群中人撰寫長篇評論，有較同情運動的社區領袖，由尼泊爾背景分析逃犯條例的影響，也有「不親中、但親建制」的民建聯成員，由鴉片戰爭起的族群歷史分析，比較港英及現時政府統治，「結論是美國救不了香港，香港人要靠自己」。也有由正職保鑣寫的小說，聲情並茂講述女兒問「為何警察打人？為何有催淚彈？」《Everest》關注運動中的尼泊爾人，facebook也轉載組織對兩名尼泊爾人被捕聲明，Rai先生亦第一時間聯絡家長。
年輕一代偏黃，老一輩偏藍親建制，少支持示威。五十多歲Rai明白需爭取民主，贊成和平示威，但對犯法的行為有保留，他擺擺手無奈道：「我們不明白新一代，常常爭吵。」
隨抗爭越演越烈，社群也起了變化，7.21令許多尼泊爾人憂心忡忡。區選前，一張舊照再度廣傳，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一群民建聯助選團在香港尼泊爾協會拍照，惹來許多人怒火，覺得被代表：「香港人會以為全部尼泊爾人都撐民建聯！」Gurung住的佐敦，就有許多尼泊爾人票投民主派。
堅守20年 意興闌珊考慮引退
20年前，尼泊爾媒體爭鳴，對社群知情權起了重大作用。
當初Rai來港娶妻，由尼泊爾教師變身地盤工人。1999年，他在西鐵地盤工作，與六名同鄉聊天，升起一個念頭：「為甚麼尼泊爾社群沒有自己的資訊來源呢？」
商討半年，七人膽粗粗各湊八萬元，便熱火朝天地辦起報來，開起公司，又買了一台印刷機，從頭學起操作方法。他們甚至在加德滿都請了12個人，負責排版、美術、編輯等工作，再把數碼版本傳過來香港印刷。萬事俱備，惟獨欠人全職營運，Rai便自動請纓。他每天只睡6個小時，忙完編輯、撰稿、印刷，跑遍灣仔、錦屏、油尖旺一帶的尼泊爾社群送報紙。
20年後，Rai在元朗的辦公室，攀着腰拿下櫃頂的紙皮箱，從故紙堆中翻出2000年5月1日的創刊號，仍然自豪。當時印了1,500份，每份16張紙，頭版便是媒體開幕式，還有尼泊爾戰事新聞。
好景不常，三個月後虧蝕15萬。召開股東大會，眾人要撤資關閉，他力排眾議：「我一個人做吧！」
他守下去了，18個月後轉為周刊，遇財政壓力，Rai便接印刷單子幫補。2001年，有三個尼泊爾人因為不滿他對選美比賽的報道，帶着鎚子，砸毀了價值15萬的辦公室設備，他手足無措。翻出舊《南華早報》訪問，13年前的他意志堅定，在印刷機前拍照：「我仍在這裏，我不會言退。」
20年了，媒體由原名「Everest Express」的快報轉成月刊，印刷機早已退役，他也像燃燒過的火把，灰心如灰燼。本來他不願拍照，記者苦苦勸說兩個多星期，見面後，他才眉頭緊皺地把隱藏的憂慮說出口，「我打算在20周年時關了雜誌，我還在想，不太肯定。」他累了，多年來不免有虧蝕，只是苦苦支撐。
在反修例風暴中迎來20周年，把重擔卸下，看似是完美的句號。去留不定，他仍願意留個紀錄：「我真的盡最大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