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近都想起了十七年前的SARS，我也是，那段時間究竟經歷了多久，我已不太記得，只記得疫症當中有一個半月，我是在上海的電影拍攝中度過的，那齣是《新紮師妹2》。對，即使疫症在蔓延，電影都仍然沒有停下來，我們戴着口罩就出發了。
很記得出發的那一天，是四月二日，因為我到機場上機前，沿途所見每一間便利店放出來的報紙頭條，都是張國榮。香港人在那個時候，同時受着兩個打擊，情緒差到不得了。
那次的疫情跟這次有點不同，全世界都認定了香港才是疫症的源頭，所以那時被人排擠的，是香港人。我們團隊每個人都帶了一堆口罩上去，除此之外，每人都有些不同的準備，有人帶了大量維他命C，有人帶了膠手套開工（但見他之後拿煙放進口裏也一樣帶着那對手套……），有人帶了很多酒精上去（那時好像還未太流行酒精搓手液）。
我們一到上海，就發現整個日程表要大改，有很多原本答應了借場景給我們拍攝的場地，因為知道我們是香港人的關係，紛紛拒絕了，於是團隊們用了很多的時間與方法，重新為電影找過一大堆場景來。而我身為編劇，就不停地留在房間改劇本。
那時還未有智能手機，雖然互聯網已很流行，但大家都要靠收工後回到酒店房，用電腦上網才能看到香港的資訊，所以人在異鄉的我們，確是人心惶惶，劇組中謠言滿天飛。每隔一兩日，就有人會講不同的「新資訊」：有的說香港已死了幾多幾多人；有的說SARS又變種，已經醫不到；有的說再無病徵，會突然死亡；有說已發展到空氣傳播，「無端端」都會飄來攻擊你，怎防範都無用。於是每晚收工，我們就爭相回酒店房，打電話與香港的親人聯絡，關心他們，也問問最新的發展。
而對於我們來說，還有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新紮師妹2》是一齣喜劇，我們一邊經歷着無法掌握的瘟疫，一邊承受着生死的壓力，但同時間，我們要去創作、製作、演出一齣爆笑的喜劇，那根本就是精神分裂才能做到的事情，然而要工作，就惟有逼自己精神分裂。
過程中，其實不停都會想到，既然世界都那麼悲了，末日都可能即將來臨，為甚麼還要拍喜劇？還是我們應該將當下悲傷的情感，放進電影裏？然而最後，我們還是想到，萬一末日沒有來，我們還是要為瘟疫過去後而微笑，日子還應該要快樂地過，既然電影是一門需時預備與製作的事情，我們就惟有要比起觀眾都早一步去預視未來，早一步為觀眾籌備瘟疫結束後的快樂盛宴。
未來半年，香港電影，以至各行各業將會是冰河時期，應該會比起SARS時更艱難，我們就遙望着瘟疫結束後的日子，調整好身心，撐過去吧。
大家加油！
撰文：陳詠燊
奮鬥房
《逆流大叔》編劇、導演，寫了18年劇本，自覺最代表到個人思維其實係《追擊8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