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崛起】
反修例運動迄今二百多天，隨着一次又一次的警民衝突，大量抗爭者受傷及被捕。網絡上有聲音要求和理非進場頂上，以罷工向政府施壓的聲音。12月，廣告界、社福界和音樂界罷委會先後發起超過一天的行業罷工行動。同時，近40個不同行業的新工會亦在短時間內相繼誕生。以工運為抗爭力量的新戰線，似乎正如火如荼。
事實上，「大人肯罷工，細路唔使衝」這句口號在半年以來從未間斷。早在6.12時，逾百家商店、公司和機構藉罷工、罷市，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及後8.5全港大三罷行動，獲不同行業共35萬人響應，其中航空界大量人員請假，更直接導致逾250班航班取消。
曾有年輕示威者跪地舉牌詰問︰「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你願意罷工表達訴求嗎？」但對香港經濟及社會造成大規模影響的全港跨界別大罷工，始終未見蹤影。如今，抗爭勢頭從街頭蔓延至日常的職場，我們不禁要問，以罷工作為爭取政治訴求的手段，於香港是可行的嗎？
記者：陳芷昕
12月2日，廣告界發起一連五天罷工，第一天在遮打花園舉辦罷工集會，人們坐着高舉「全民三罷，廣告同行」、「大人肯罷工，學生唔使衝」等標語。廣告人姚冠東上台，呼籲同業在這五天期間，「不創作，不製作，不con call，不開會，不email」：「對比6月至今前線抗爭者流血流汗，我們這五天算得上甚麼？如果我們廣告人甚麼也不做，怎樣對得起死去的手足呢？」
千五廣告人先行 「自毀」求響應
11月初，有廣告人建立了名為「廣告公民」的平台，邀請同業一同討論成立工會的可能。群組內有10多個骨幹成員，有勞方有資方，經營小型廣告公司的姚冠東和阿草是其中兩人。然而，11月中的中大二號橋一役後，他們認為搞工會太費時失事，有必要立刻發起罷工行動。「我們這些廢中、廢老，常常說對不起年輕人，叫罷工這麼久了也未做到，我們廣告界會不會可以先站出來？」相比其他行業，他們認為廣告人較易罷工。「金融界有超過30萬從業員，不可以突然罷工送頭。但整個廣告界少於兩萬人，跨國廣告公司也少於20間。加上我們有較靈活的工作時間，可以work from home。8.5當日很多人都沒有上班，上司也無所謂，隻眼開隻眼閉。」
於是，一場連續五天的行業性政治罷工行動，就這樣由廣告界牽頭。無工運經驗的他們，在少於一個月的時間內馬不停蹄，終於趕及在12月初發起行動。他們呼籲同業除了參與第一天罷工集會外，接着的四天都徹底罷工，並參與「和你砌」行動，即義務幫助黃店和新工會設計文宣。事前，他們已對這次行動充滿信心，負責收集問卷了解意向的阿草說：「有九成人都回覆表示會響應罷工，除了一些有紅底、藍絲客人的大公司，可能沒有辦法大聲站出來支持罷工。」最終，第一天的罷工集會，有1,500人響應。其中一間有60名僱員的本地中型廣告公司更罷工三天，他們亦接到85宗「和你砌」求助個案，其中71份已經交由同業處理。
只是，這場一連五天的罷工行動，有為香港帶來了甚麼改變嗎？廣告人對廣告界罷工的影響力其實心知肚明。「在搞罷工前，都有人會問為甚麼要搞？我們跟開車、開飛機的不同，廣告不是必需品，在商業世界中，本身都不太重要。而且廣告是B2B（企業對企業）的生意，即使我們罷工，可能都未必有人留意到。」
罷工，是為了在經濟上「私了」政權，但結果卻可能是「私了」自己。姚冠東形容該五天是「齋戒沐浴」，而不工作的後果，就是個人直接的經濟損失。「有些客人真的消失了，本來他很急，但之後好像不用我再follow up。」他估計這與他鮮明的政治立場有關。「2012年反國教時我絕食，公司生意真的差了。大公司都想息事寧人，可以選擇的話，還是不要選擇一個高調的。他搞罷工的，還是不要找他了。」阿草也聽到有同業罷工後收到公司的警告信。「你問我，我現在覺得是自毀。」姚冠東苦笑。
社福界為兼顧服務對象掙扎
廣告界罷工過後，到社福界接力。早於8.5，在逾30個社福機構工會及關注組組成的「反送中社福聯合陣線」推動下，已有超過2,000名同工罷工，及至少72個社福單位響應罷市或僅提供有限度服務。至11月初，陣線再聯同一眾社福機構關注組和工會成員，組成社福界罷工委員會，一同商討發動有組織性的罷工行動的可能性。醞釀近個半月後，社福界先在12月15日在愛丁堡廣場舉行造勢大會，再於17日至19日，以哀悼、連結、行動為主題，以集會、各區默站、遊行請願等形式，發動連續三日的「警告式罷工」。
與商業世界不同，社工罷工可能多了一重掙扎。若說罷工是出於道德號召，捨棄他們的服務對象，又是否有違職業操守？社福罷委會骨幹成員之一的Tonica說，公共服務行業罷工往往充滿爭議，特別是提供院舍、幼兒託管、長者送飯等緊急服務的同工，難免擔心會因罷工影響了有需要的服務對象。
機構的立場，亦往往左右了同工罷工與否的決定。身為中心主任的Tonica身體力行，關閉中心三天，並早於罷工行動開始前，已預先通知服務對象及其他相關合作夥伴有關消息。她的同事和下屬亦以請假或書面通知人事部的形式，一同「拉大隊」響應罷工。機構管理層以「對服務對象帶來不便」為由，明言不鼓勵員工參與「任何影響服務的工業行動」，或對員工的罷工通知書直接「已讀不回」，以致員工擔心日後會因罷工而被秋後算賬。「高層可以視員工罷工為曠工，在一些合約更講明員工曠工可以直接解僱。」在罷工行動首日，已有同工反映有社福機構藉交人頭、減薪等方式打壓參與罷工的員工。社會福利署亦要求機構主管上呈服務受影響的數字，但未知有何後續行動。
罷委會明瞭同工罷工要面對重重心理關口，在籌備行動期間便已一直透過文宣，望能讓同工和管理層理解社福界罷工的意義。Tonica說，不少同工縱使支持示威者，但亦質疑其罷工的實質作用，因為公共服務業界罷工不能癱瘓經濟，對政府沒有阻嚇。
結果有超過30個社工工會、合共近2,000個同工響應罷工，與廣告界的一星期罷工行動一樣，過程和理非至極，然後無聲無息地悄然落幕。回望這三天，本身是社總和青協工會理事的罷委會骨幹成員張志偉指：「我不會以成功與否這個角度去看它，我會說是有成果。」他認為搞罷工，不能急於求成，是要循序漸進。而這次行動，就是日後大規模罷工的事前演練。「以往的都是表態式罷工：我嬲，所以我罷工，但嬲一日，第二日又上班。當大家都要求一場無限期大罷工時，其實大家是否已經準備好呢？我們都需要先練習，先有經驗，先有機制。」
就社福界而言，Tonica亦認同訂立危急應變機制的重要性：「我相信公共服務業界罷工的原意都並非要癱瘓社會福利機制運作，所以我們有必要預先將服務分類、定性，從而令罷工行動在有組織地進行的同時，也不會令需要服務或輔導的人失去支持。」這次行動正正提供了練習機會：「經歷了幾次罷工，不少機構已逐步掌握了如何回應同事罷工，有機構主管都覺得今次幾smooth。」
從行業性罷工演變為全港跨界別的大罷工，同樣需要時間醞釀。廣告人姚冠東和阿草不諱言，某程度上廣告界罷工本身就是一個關於大罷工的廣告。「從一開始我就不覺得廣告界罷工能影響香港經濟。」但無論有沒有效果，「Action is louder than words，我們行先一步，拋磚引玉，告訴大家其實真的有人正在罷工。然後會不會等到有一日，連醫護、巴士、地鐵都一齊罷工？到時候，這些就是『核彈級』了！」
隨着音樂界一連五天的罷工行動在12月底結束，超過一天的行業性罷工行動終告一段落，但罷工戰線仍然如火如荼。1月1日下午，民陣元旦遊行起步前，在灣仔修頓球場外，以至終點遮打道，沿路都掛着各行各業的新工會旗幟。「入工會，大三罷」的口號連綿不斷，多個街站都排着人龍，爭相填表入工會。
連登仔女力推 掀新工會浪潮
由初夏走到寒冬，工會浪潮如今在香港遍地開花，這背後的推手可說是「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下稱「陣線」）的Admin（管理員）「Gay礎建設」（簡稱「基巴」）和他的十多位團隊成員。時間回帶至十．一，當時街頭抗爭越演越烈，網民都擔心中共建政之日的一場示威將演變成堪稱「六四2.0」的血腥鎮壓。眼見社會氣氛劍拔弩張，「全民勇武」代價極高且似乎不可行，基巴開始重新探索藉政治大罷工癱瘓社會，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的可能性。縱使「大三罷」在過去多月屢被提起卻從未成功，但他仍滿有信心。「全香港大約有400萬勞動人口，8.5罷工只用上一星期吹風都有35萬人響應，其實有差不多一成人罷工。如果這一成人持續罷工，效果已經很不一樣。」波蘭和南韓的工運史，亦讓他明白到工運與民主化有莫大關係，甚至是懲治和對抗獨裁政府的有力工具。
如何才能讓香港人願意長時間罷工？團隊骨幹成員J認為，香港人不是不願意罷工，而是欠缺信心：「大家都擔心會否只有自己一個人罷工，然後又怕被秋後算賬，又沒有經濟援助、手停口停，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給香港人這份信心。」基巴相信，關鍵在於組織工會。「罷工就是一個越多人參與、成本就越低的遊戲。當有一個組織讓大家知道幾時罷工、由誰發起、有幾多人一齊罷工、罷多久、有多少經濟援助，罷工才能真正變成一個揮灑自如的武器。」
在十．一過後，基巴在連登「吹風」，以「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為行動代號，呼籲打工仔透過telegram一同籌組所屬行業工會，再相互形成巨大的跨行業罷工小組網絡，最終達至全港大罷工的目標。起初，在仍然緊張的社會氣氛下，他的帖文往往「沉底」，但至11月後成了熱門話題。「大家開始覺得街頭抗爭代價太大，認為罷工是一個相對不危險又可行的戰線。」
此後，陣線的telegram公海群組逐漸變成各行各業人士籌組新工會的討論平台。根據《職工會條例》，職工會須在成立後30日內，向職工會登記局申請登記，並由該職工會不少於七名有表決權會員簽署，經職登局審批和獲發登記證明書後，成為法人團體。陣線成員則擔當協調角色，幫忙把有意籌組新工會的人士湊合起來，再與他們一起入表、寫會章、擺街站招收新會員，又聯合不同行業工會，將街站和罷工行動統合發佈。
在陣線的統籌和推動下，截至1月2日，已正式刊憲成立的新工會已有15個、籌備中的有25個，新工會總會員人數已達6,283人。對於在如此短時間內達到此效果，陣線成員都感到非常鼓舞。「第一步，我們希望至少能有20個工會正式成立，相信在本月會完成。第二步，我們期望新工會可以招收行業內10%的同工，其中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已做到。當儲夠人，我們再召開會員大會，通過罷工動議，再由工會商討具體細節，一切準備就緒後，就可以發起大罷工。」對於未來，他們信心滿滿。組織工會後，又是否代表香港打工仔能安心罷工？《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根據《僱傭條例》，凡職工會的會員或職員，亦有權於適當時間參加該會的活動。條例亦列明僱主不能因僱員參與職工會活動而解僱、懲罰或歧視該僱員。適當時間是指僱員工作以外的時間，或在工作時間內，得到僱主同意容許在該時間內參加該等活動。根據《2018年僱傭（修訂）（第2號）條例》，即使僱員被僱主不合理或不合法解僱，而勞資審裁處可在毋須先取得僱主的同意的情況下頒佈復職令，但若僱主堅決不執行法庭命令，只向僱員支付一筆額外款項，款額為有關僱員平均月薪的三倍，上限為72,500元。
工運人：職場互助體現民主
處理勞工議題多年的「勞工組」成員譚亮英指出，在香港缺乏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僱員罷工受到的法律保障其實非常有限。「僱主如果要刻意瓦解一個工會，其實成本也不是太高，是用錢就解決到的問題，只要你辭去幾個工會核心成員，每個賠七萬多元就可以。」他認為，資方一般為免令勞資關係僵持，過往甚少解僱工會成員，但反修例運動以來情況驟變。「從早前的國泰解僱潮可見，資方不介意與員工反面，法例亦阻止不了。其他員工看在眼內，也會明白法例對工會的保障其實非常薄弱，參與工運的動機自然會下降。」更重要的是，香港法例保障下的罷工，從無提及政治性罷工。換言之，以罷工作為爭取五大訴求的手段，將要承受的法律風險，可說是無從稽考。
譚亮英認為，組織工會在這場反修例運動的意義，除了在於為工人提供實質的資源和法律保障外，更是讓工人在職場中學習和體現民主。「工會有會員大會、有會章，讓基層員工在過程中實踐民主，讓我們學會自己管理自己，學會決策。」組織和參與工會亦讓工人明白團結和集體力量的重要性。「工會是一個讓工人互助的日常地方，不只是自己顧自己，大家都是社會上處於弱勢的人，所以要互相幫助。當你一邊聚集群眾，一邊鼓舞更多人，然後越聚越多人，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港工會年費過低 難要罷就罷
如今工運浪潮勢不可擋，全港大罷工會否應運而生，仍言之尚早。但要使之壯大成為爭取民主、自由的有力武器，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認為工會最重要是要有足夠人和錢的力量。人要夠多，就要做好會員招募，或與其他工會扣連合作。工會成員亦有必要多親身開會，參與決策，了解會員的權利與義務。錢方面，則工會要有足夠的罷工基金，以備工人應急。她認為香港大部份工會所收的年費過低，扣除日常營運開支，實遠不足以組成罷工基金，「外國工會會費是員工月入中相當的百分比，而且會員數目眾多，所以有人、有錢，一叫罷工就罷到」。
譚亮英亦認為，工會始終與職場相關，除了爭取政治訴求外，亦應緊扣勞工權益議題，更能讓工會延續下去。「通常工運催生工會，但通常目標一達成，工會就會不進則退。五大訴求可能是最逼切和吸引的目標，但短期的勞工待遇問題亦值得關注。」
長遠而言，真正要讓僱員免於因罷工而被秋後算賬甚至解僱的恐懼，身為廣告公司老闆的姚冠東認為工運與黃色經濟圈必須雙軌並行。「赤色經濟圈蹂躪香港20年，但其實香港黃的公司絕對不少，甚至有大集團的老闆本來也是黃，那為何大家不可以自行凝聚成一個互相幫助的體系？不只是小店，如果有些有錢癲佬有幾十億，自己開一家航空公司，那麼那些因政治立場被解僱的空姐就可以轉飛這家公司，那員工就不用再擔心失業啦！」
不是紙上談兵，他目前正盤算着要成立一間「全黃」的廣告公司：「所有員工都是手足，而且前線手足優先。只做黃客，收費絕對良心價。這就是黃色經濟圈──一個『真。香港人』的生活圈和僱傭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