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的九龍遊行，因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在遊行前夕遇襲，有傳兇手是南亞人，網上再傳出示威者當日會「裝修」遊行路線沿途的清真寺和重慶大廈，令南亞族群大為緊張。遊行當日卻是示威者與南亞人一起守護清真寺，一條馬路之隔，印度裔社工Jeffery Andrews（Jeff）與一群南亞人守在重慶大廈門口，一邊派水，一邊高唱「風雨中抱緊自由」。南亞裔香港人阿希（化名）當日遊行至大廈門外，聽着歌聲，以及南亞人同喊「我哋係，香港人」的口號，非常感動。此刻，Jeff與阿希都同樣感受到自己是香港人，正為香港付出，也被香港人接納。當日的感動，有些南亞人認為只會發生一次，以後也不會再有，但Jeff相信「Ｗe connect」會一直延續，於是繼續在重慶大廈舉辦導賞團，而阿希在遊行後，則是如常在抗爭現場感到自己是香港人，但在日常生活卻始終難與香港人connect 。
記者：趙曉彤
前線阿希：希望抗爭以外 我們也是手足
九龍遊行那日，南亞青年阿希難得一身輕裝打扮，與朋友一起遊行。平日上前線，他通常一個人，因為前線太危險，他不想顧慮朋友的安危。那日，他知道南亞人會在重慶大廈門前派水，也知道示威者與南亞人一起守護清真寺。本來，他不想經過重慶大廈，因為遊行還未開始，街上的人看見他是南亞人，就莫名其妙地上前與他擁抱以示「Ｗe connect」，他怕經過重慶大廈會很尷尬。但始終敵不過好奇心，他還是走到大廈門前，看見一群南亞人齊聲吶喊「我哋係，香港人」同時獲得遊行群眾的熱烈掌聲，他的心裏非常激動。
從前，他只到過重慶大廈一次，是親戚帶他來吃咖喱，他對這幢大廈不感興趣，也從未因為自己是南亞人而刻意走進南亞人的聚居地。他的生活圈子裏，百分之九十五是香港人，他在主流學校讀書，閒時與同學一起看香港電影、在茶餐廳吃飯，他最喜歡喝可樂，睏倦時，會喝可樂提神。而其餘百分之五，是他的家人和親戚。
沒想過重慶大廈的一幕，是如此感動，「這個社會標籤了南亞人是一群壞分子，但在那日，大家看見了南亞人不是壞，南亞人也很關心大家。南亞人本身很怕出來幫手，因為怕別人以為我們是鬼、出來搞事，但Ｗe connect那日令很多少數族裔比較放心出去回饋社會」。
自小遭歧視 6.12喚起港人身份
從6月開始，阿希多次到現場抗爭，常常站在前排滅煙、傳物資、設路障，示威者坐在馬路休息時，他四圍看看，從未見過跟他一樣站在「極前排」的南亞人。九龍遊行後，他終於在前排第一次遇見南亞示威者，雖然沒有相認，但有一種踏實感。
阿希屬於「少數」。他是少數族裔，是運動現場的少數南亞裔抗爭者，離開現場，他仍是少數──少數廣東話非常流利的南亞人，也是少數喜歡讀書的南亞人。他的基層家庭很為他自豪，幾乎所有親戚都知道他很會讀書，於是，他不止背負了一個家庭的期望，同時是背負了一整個家族的期望。將來，他會為南亞裔在香港爭光。
為了南亞裔、為了父母、為了前途……他選擇為了香港，在街頭隨手拾一塊膠板擋子彈。他說自己「衰仔」，每次都是到場拿裝備。他不能把裝備放在家裏，因為父親非常反對他參與運動，總說：「你出去，就不要認我做父親。」他說自己不是不孝子，對香港有責任，對家人也有責任。一家人吵得最激烈時，他只能留在家裏整整一個月，直至理大圍城，「我冇gear也去了前線，我有朋友在理大裏面。但如果沒有朋友在理大，我也會做同一件事，我想在前線幫忙。」
他只戴了普通口罩到現場，雖然有人在派發物資，他卻看見很多「不像抗爭者」的中年人在拿物資。他自恃身經百戰，不取物資就上了前線滅煙，忽然，警方向他站立的方向連續發射十多枚催淚彈，整整一分鐘，他無法呼吸，躺在地上以為自己會死，腦裏走馬燈的畫面都是與家人相處的片段。義務急救員及時救走了他。回家後，他一直戴在身上的伊斯蘭教平安符不見了。「也許是迷信吧，我總覺得平安符救了我一命。」
如此頻繁地上前線，因為阿希自覺是香港人。他第一次認同自己是香港人，是在6.12的金鐘。當日阿希只想做和理非，也是僅僅戴了一個普通口罩到場，忽然煙霧瀰漫，他擔心前線示威者的安危，從旁邊物資站拿了一箱生理鹽水極速奔向前線，他忽然聽見打氣聲與掌聲，看看兩邊，只有他一個人在跑，香港人是在替他打氣──在替一個南亞裔打氣。每當想起那日的掌聲，他就記得自己是香港人，有責任守護香港。
小時候，阿希很討厭香港人，因為清晰感受到外界對他的歧視。七歲時，他有天到樓下玩耍，卻被幾個華人少年捉住，當街脫下他的面褲與內褲，辱罵他：「死差仔，返鄉下耕田啦！」街上不少人看見這一幕，卻沒有人上前幫他這個阿差。他在嘲笑聲與謾罵聲中跑回家。
他從此討厭香港人，而父親在職場所受的歧視，也加深了他對華人的負面印象。直至弟弟妹妹也升上了他讀的小學，他想，如果他與其他同學的關係好一點，同學就會對南亞裔友善一點，他的弟弟妹妹就會較少機會受欺凌。從此，他越來越多香港華人朋友。他在主流學校讀書，與同學一起關心社會，雨傘運動也有到場。
參與反送中運動，他的最大障礙是南亞人容易辨識的外貌。記者第一次在現場遇見阿希，即使他全身用黑色衣物包裹得密不透風，記者還是在芸芸眾生中一眼看見了他，立時跑上前用英文問：「可以訪問你嗎？」他一頭黑人問號，記者再問：「你是南亞人，對嗎？」「係啊，我識講廣東話。」
後來他說，曾在日常生活遇見一個記者，對方表明身份，並說常常在現場遇見他，「不是我來的」，他連忙說。禁足一個月後回到現場，立時有前線示威者拍拍他的肩說：「很久不見。」他總是自我安慰說：「我是一個看起來曬黑一點的香港人。」但別人顯然不是這樣認為，常常有人用英語問他要不要水、要不要食物，「我識講廣東話」，「Ｘ，早講嘛！」
他一直覺得警察也認得他。「豁出去啦，驚咩啊？冇嘢可以輸。」轉念，他又說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輸，最大包袱正是南亞裔身份，在香港生活已夠艱難，如果真是被捕了，就真是前途盡毀。「但你想想，有些人在香港為了公義、自由、民主，連性命也失去了，對比輸掉性命的人，我真是冇嘢可以輸。」
父母反對 「宗教令我挺身而出」
阿希在香港土生土長，視香港為家，而一直反對他參與運動的父母，卻認為他「為錯了屋企」。父母認為香港不是他們的國家，不應為這地方付出前途，他們的想法是遲早要回南亞終老。阿希認為自己退休後也會回到南亞，因為族裔是他必須尊重的另一身份。但他說：「我流着香港人的血……我會跟他們說，即使不談種族身份，你也知道甚麼是對錯，現在香港示威者做的事是為了民主、自由、公義，這是對的，我的宗教和文化也教導我，要為正確的事走出來。」
抗爭現場，阿希特別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也因此較為自在，「一來是冇時間有隔閡，二來是你為香港付出時，你也會自然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然而在九龍遊行兩個半月後，日常生活裏，阿希仍處處感受到南亞裔與香港人的隔閡。記者問他，是怎樣的隔閡？「剛才我來這裏（受訪地點），要先坐巴士，我坐在左邊，右邊坐滿了乘客，左邊仍然一個乘客也沒有。然後我轉地鐵，我一坐下，旁邊兩個乘客立即彈起，坐到另一邊。」「會傷心嗎？」「不傷心，無期望，習慣了。」
只有一次，他傳來訊息：「昨天去發夢時，有個手足說，有咩事就躲進重慶大廈同班巴基躝癱一齊──就在我旁邊說！我很不開心。」
他知道南亞人和香港人不會因為一場運動或一件事而立即connect，「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身邊朋友也當我是香港人，希望社會也慢慢當我們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