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街食飯你會揀黃店，咁睇戲又有無得揀？」香港獨立電影節facebook專頁近日宣傳，毫不猶豫打出「黃色電影經濟圈」的旗號。
早在去年12月初，黃頭盔黑衣人催淚煙的活動主題設計，直接聯繫香港當前局勢；月中公佈片單，多部與香港抗爭相關的作品入圍；甚至票務也一改以往城市電腦售票網售票平台的安排，推出「家長飛」，鼓勵觀眾資助學生入場睇戲。
電影節主辦單位影意志的「黃色（電影）架埗」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門外擺出小摺架建成小型連儂牆，文宣海報向牆的兩旁延展，還有最近一期的「香港人日程表」；門內架上滿是影碟，牆上貼出電影海報，枱底還是擺放着今年「魁北克獨立電影」的單張。問影意志藝術總監、香港獨立電影節策展人崔允信，獨立電影節單張印好了沒，他笑着搖搖頭，說一切太急太忙，尚未來得及好好準備。
又或者，已經不太需要。
撰文：黎家怡、鄭晴韻
攝影：Fred Cheung
主流電影已不再主流
崔允信坦言，觀眾過去憑節目小冊子選片來看，但今年小冊子未印，多場放映門票早已售罄。《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開售不足三小時後賣光，《兄弟爬山：抗爭紀錄短片系列》也在開售翌日爆滿。逢黃必撐的年代，越黃越受歡迎，電影也不例外。多部以抗爭為題的作品票房報捷，成績驕人，但崔允信並不驚訝，甚至覺得是意料之內。莫非這就是「黃色電影經濟圈」的力量？他收起笑容，說事情沒這麼簡單。
2008年起，影意志舉辦香港獨立電影節，多年主題均嘗試回應香港社會。就像2011年初，菜園村再次出現強行收地狀況，同年電影節放映多部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作品，其中《活在三里塚》記錄日本興建成田機場的收地事件，正好呼應菜園村事件。事隔多年，崔允信記得當時有日本記者問他，電影節是要向觀眾介紹另類作品，還是希望透過這些電影直接參與抗爭？「當時我答話，我冇乜點諗過，但繼續走落去可能好難分。我諗今日就係咁。」
作為策展人，崔允信毫不諱言，今年選片是「立場先決」。他承認，礙於客觀條件限制，部份入圍作品成熟程度不高，但他也樂於採納，「喺呢個時候，勇於表達已經係值得支持」。正如食店黃藍之辯，他認為要政見相同才會幫襯，幫襯完再討論好壞。電影也一樣。他認為作品放映，才有機會收到觀眾反應，從而改善提升，「喺呢個階段，我承認我係揀咗立場先」。
陳哲民花六年拍《散後》
藝術家對社會和政治表態，崔允信眼中也是「一件好普通嘅事」。電影發行與否，本應只是供需關係，有觀眾想睇自然加場。更何況，獨立電影節向來定位都關心社會，今年以抗爭為題純粹是「繼續做自己嘅嘢」，反而是時勢逆轉令他們所作的事情變成「特別」。他感嘆，「講出嚟好似好荒謬：香港𠵱家最得意嘅係，主流似乎係反映唔到主流觀眾嘅諗法，明明好多人關心呢啲嘢，但係以一個獨立電影姿態出現」。
從事電影工作廿多年，今次憑着劇情片《散後》參展的導演陳哲民也非常同意。他製作《散後》歷時六年，由2013到2019年，正正橫跨雨傘運動的前因後續。描寫青年愛情友情的故事難免沾上時代氣息，他認為過去幾年經歷劇變的不只是社會和人，也是香港的電影圈。改變，不只是創作一方，也是觀眾變得更多元。他以地產為喻：過去發展商、經紀和買樓市民是「一條龍，相互配合嘅」，「但我覺得𠵱家其實係有啲斷層。無論發行定係院線，佢哋係咪完全match到觀眾口味？我覺得佢哋一定係知道嘅，但啲地產agent夠唔夠膽拎呢啲盤去畀某啲客？」他理解中介角色的憂慮，擔心「更大嘅大客封佢盤」，但身為創作人能否成功發行不在考慮之列，「如果我係一個architect，有塊地，我覺得今日香港人或者我知道一個階層嘅人會鍾意嗰種lifestyle嘅，咁啲architect自然就會走嗰啲設計風格」。建築如是，電影亦同理。
紀錄片導演情緒崩潰
過去，決定可能就是如此純粹，但崔允信坦言今時今日創作人考慮和包袱極多。當青年正正常常食餐飯會覺得「唔舒服」，去看電影又會「好唔安樂」，同樣青春的拍攝者往往也有一種作為共同體的糾結。
曾錦山與廖潔雯近月齊上齊落，出入多個反送中運動以來的示威衝突場口，拍攝剪輯成四條短片，入圍《兄弟爬山：抗爭紀錄短片系列》。曾錦山坦言，影像記錄者要不斷提醒自己拍攝的初衷，「如果我為咗參與呢場運動先攞部攝影機，攝影機係佢嘅贖罪券嚟咋」。參與抗爭，定繼續拍攝，他相信掌鏡就是要用影像回應香港社會發生的事，理念清晰目標明確就不會矛盾為難。
理智如是，但身體很誠實。誠實在於，紀錄片導演走在前線，長時間面對暴力，情緒還是會崩潰。就像曾錦山的加盟，正就是廖潔雯主動求援的結果。廖潔雯記得，去年8月正在剪輯第四段短片時，「一睇footage就頭痛，跟住就見到催淚彈就開始作嘔」，不得不請朋友幫手。曾錦山加入，10月時也出現頭痛問題，「我以前頭痛係唔需要食止痛藥，瞓吓覺OK，但嗰陣完全唔得，我食咗差唔多成個禮拜止痛藥。頭痛、瞓唔到覺，我知自己情緒係完全跟唔到」。他足足拍停一個月，其間沒看新聞沒看直播，才可以繼續上路再出發。
寧棄光環冀為手足發聲
除了個人情緒的衝擊，他們還得面對與受訪者和被拍者關係帶來的張力。廖潔雯指，紀錄片本身依靠個人感受去講故事，但現在很多人都選擇蒙面，看不到表情，就得依靠其他肢體語言。她雖然明白被拍者的憂慮，但也為拍攝帶來挑戰。「最大困難係佢哋嘅恐懼大過2014年好多。」曾錦山坦言，白色恐怖、警察濫暴，造成他們對身邊人的不信任，「唔單止係對抗爭者之間，對傳媒、記者、任何揸機嘅人個抗拒感大好多。」他曾多次被示威者質疑「點解要喺度拍？啲記者唔喺度，你做咩喺度拍？」警察也無法辨別記者以外掌鏡的人，抗拒感更大，「2014年係唔會有呢啲嘢。我未遇過囉」。
「你見到嗰個創作本身，已經反映嗰個時代氣氛好差。」崔允信進一步指，隨着公開放映，這種導演心理掙扎將會走到另一層次。身為創作者，作品受歡迎，甚至獲獎，固然是高興事，今天卻成為疑問，「咁我係唔係拍咗出嚟好多人睇就好開心呢？」就像《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的拍攝者選擇匿名，不光是保密身份的考慮，也是記錄者「覺得係手足嘅一部份」而得出的決定。個人名聲，不再重要，純粹是希望一些影像獲得看見。
無畏無懼 繼續照去
事過境遷，情況急劇惡化。誰會預想到，2019年落街食飯都可能被控非法集結？去年10月，獨立電影導演馬智恆拍攝期間，穿着反光衣也被警方截查，一度質疑他是「假記者」。馬智恆最終雖獲准放行，但事件揭露紀錄片導演身份模糊的問題。曾錦山承認，恐懼確實曾經一閃而過，但「如果佢真係檢控某一個人，記者又好、拍攝嘅人又好，咁我咪清清楚楚知道香港變成咁樣囉」。廖潔雯同意，認為拍攝正是他們的工作，「如果香港仲係一個法治之都，你都有要足夠理據嘅。件事都未係去到咁差嘅時候，自己已經驚定咁多，就真係白色恐怖太多啦」。
各司其職直到最後一刻
電影節搞手的崔允信認為，只要一日尚未「事發」，計劃還是會照常進行，苦笑道：「銅鑼灣書店喺發生事件前兩晚，佢都繼續營業㗎嘛」。他坦言，目前未受到明顯的資源打壓，亦未預示到有更大的問題可能出現，「如果有，香港真係好差，否則我始終覺得咪照返正常，覺得值得做咪去做囉，正如頭先講過票房咁好，對於我哋呢種做推廣宣傳嘅，更加有一個好合理嘅理由，畀我哋繼續去做」。更何況，他相信多部入圍電影題材涉及當前時局，「如果我哋都唔做，香港放映的機會可能真係好少」。他補充，今時今日社區放映機會雖然可能不缺，但作品放回正式戲院放映還是一件事，「我唔想觀眾覺得呢啲嘢越來越分割，因為我哋覺得呢啲嘢，係可以擺出嚟做」。
隨着科技發展，拍攝成本可以很低，情況往往是作品很多，放映機會卻追不上變化。既得利益的網絡，蕭規曹隨的保守習性，令到部份電影難上正場。崔允信明白院線的困難，但也清楚影意志的局限，笑言「我哋又冇戲院，只不過係個影展」，所謂「黃色電影經濟圈」的旗號，不過是宣傳性質多過實際行動大綱。
雖然如此，他們仍然希望在自己崗位繼續做，未來也計劃舉行擺明車馬回應時代的短片工作坊，但更重要是從而鼓勵更多人發聲、參與——要維持生態，必須各就各位互相推動，一個圈才有望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