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韻詩其實很怕演講。
出道20年，20歲便習慣拿着一把結他踏上大舞台，面對萬千觀眾，何止從不怯場，直情艷光四射；唱歌可以，但演說總令何感到緊張。
運動爆發前後，何韻詩先後應邀赴美國、英國、澳洲、挪威、台灣等地，以親歷者的身份，在國際傳媒的訪問中、在人權組織的論壇、在聯合國或國會的聽證會講述香港。「睇落好好玩，成日周圍去，但其實對我嚟講係地獄嚟。我本身唔識用講嘢去表達自己，仲要用英文……你要我用廣東話講十分鐘，我都有啲淆底……」她坦言：「仲要係我好業餘嘅議題。」
每一次都要狂做嘢狂讀書，查閱會面者的背景，翻看同一場合其他人的發言，熟習相關法案的細節……何韻詩的講辭統統出自她的手筆，即使偶爾因為太忙請人代為草擬，最後關頭往往還是推倒重來，「自己寫，個vibe始終唔同。」
與所有投身於這場運動當中的香港人一樣，何韻詩也在不斷問自己，應該做甚麼，自己還能夠再做點甚麼？就在這樣的拷問中，一再突破自我的界限，摸索到更多自己可以擔任的角色，亦因此發現隨着運動變化，自己的可能性也變得更大。
「Do your best in what you do best。無論咩身位都好，唔需要將自己變成另一個人；要諗自己最叻係做咩，然後去做嗰樣嘢。」
撰文：何桂藍
攝影：黃奕聰
演說者
何韻詩從未想過自己會擔當向國際講述香港的角色，但一直關注她的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卻早已跟她分析過。作為一個典型的hybrid，香港出生、北美長大，是文化創作人，又有LGBT社群的identity，正是「香港人」多元龐雜身份的最佳體現。這樣的profile，最適合走向國際。
「嘩，有冇咁誇張啊。」何韻詩記得自己當時還以為，蕭鳳霞說的是她作為歌手，可以在國際上發展。現在回想，才明白蕭的意思。
何韻詩的多元身份，不僅僅是政治以外的額外點綴，而是打開更多空間的鎖匙──連少有邀請政治人物、亦仍未被中國封殺的TED，也可以將何韻詩標榜為一個 LGBT activist邀其發言，以創意為主題，側述香港的抗爭。
「整場運動，單靠在地的示威，係好消耗、會攰。在地的抗爭者做咗嘅嘢，我哋點樣延續、延伸出去？」
這幾個月來赴全球各地講述香港，令她重新思考自己歌手+activist的雙重身份。「歌手的身份、文化上的身份不可或缺，因為我們真的不夠這個範疇的人站出來，去講。」
從一開始硬着頭皮，到獲得正面迴響，漸漸覺得這是自己可以做的事。國際媒體聚焦香港的同時，中共的輿論攻勢亦鋪天蓋地；作為抗衡，何韻詩想抓緊每一方舞台、每一個機會，將香港年輕抗爭者的敍事傳遞出去。
「我的角色可以做到的，是將細節帶出來。」她記得令外國人最深刻的片段，是香港的前線抗爭者離家去抗爭前，會寫好遺書放入背囊：「佢哋即刻就會明白，那不純粹是畫面上見到、dehumanized的一班black-clad，純粹去搞破壞，而明白這件事對一個世代的影響有幾深。」
大國博弈、世界秩序更迭的宏大敍事以外，是那些微細的片段，真正撼動人心。
毫無疑問，何韻詩是個極具感染力的演說者；但這份感染力並非源自技巧，而是源自她與抗爭者，一同親歷的一切。
行動者
與五年前在金鐘旁觀行動相比，2019年的何韻詩，從參與者進化為行動者；她形容這是巧合，想想又改口，覺得是「整定」。
6.12那日，她待在本來最安全的民陣大台、也就是中信大廈玻璃門外；毫無預兆地，警方向持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地施放催淚彈，人群瞬間擠成一團，何韻詩也整個被壓扁在玻璃幕牆上。
「明明揀咗比較安全嘅位……完全冇預過一轉頭，已經變咗最前排。」
當時四周全是最溫和的「和理非」，中學女生與OL爭先恐後的撤入中信大廈內，還沒反應過來，突然就在前線，面對防暴步步進逼，惟有嘗試與警察周旋，為後面的人爭取時間；她一人站在電梯底層獨對成批防暴的畫面被攝下，頓時從雨傘知名左膠變為「隻身擋警」的手足。
那是何韻詩第一次食催淚彈，也是她第一次在前線擔當與警察斡旋的角色。「試過一次，其實就唔會再咁驚，下次就會主動去做嗰個位。」
之後幾乎每一場衝突，何韻詩都在場，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要求警察冷靜、協助安撫受驚的路人、找出路疏散示威者……但隨着運動不斷激化，警暴加碼，火魔橫飛，這樣的身位開始消失。為免在行動前線「阻頭阻勢」，不想礙事的她也越退越後；雖仍想與抗爭者站在一起，但開始摸索不到自己的位置。
7.28日上環，何韻詩在前線後方，看着一個又一個年輕人舉着紙製盾牌（或浮板），迎向警察的催淚彈與橡膠子彈。
「現場的氣氛，你感受到那份恐懼，但即使如此恐懼，他們不走，繼續叫『喂，去返前面』」，她自問沒有勇氣就這樣上前。「嗰種唔知邊度嚟嘅勇敢、無私……完全三唔識七，嗰份信任係喺邊度嚟？」
那是她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即使之後經歷過更多更可怕的戰役。打到凌晨，有前線仍執意不肯離場，她也圍了上去，嘗試勸服那名勇武年輕人。
她就這樣成為他的「家長」。理大圍城，何韻詩在社交網站呼籲「有車出車」，自己也駕着座駕在外四圍兜，塞死在通往理大的天橋；那份焦急、心痛，是港人那一夜的共同經歷。
「無諗過會因為呢場運動，有呢啲新嘅關係出現。睇返轉頭好容易只記得啲大場面，但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係令場運動特別嘅地方。」
創作者
2019年6月運動爆發前數周，何韻詩應邀赴挪威奧斯陸演講。那時，6.9百萬遊行尚未出現，香港社會仍籠罩在一股宿命的絕望當中，何韻詩卻在演講中說，只要找回靈活性，定可在行動中尋回希望。
過去五年，不少人因為「失敗」而灰心喪志，何韻詩卻始終記得運動中噴發的、這座城市前所未見的創意。
是雨傘運動將她帶回香港。雖曾攀上香港樂壇的頂峯，但何韻詩始終覺得自己與娛樂圈、甚至與香港社會格格不入，遠赴台灣發展成績不俗，一度打算自此長駐台灣──「直到那一刻，站在雨傘運動萬千群眾之中那一刻，我才終於感受到一份『家』的歸屬感。」
她一再在講述香港運動的演說中強調：創造力，是極權千方百計扼殺，卻始終無法掌控的東西。
作為一個唱作人，她對創作的態度也出現變化。2018年，她開始嘗試自己填詞；隨着對社會議題越來越深入，她對歌詞所表達的意思越來越執着，即使親近如黃偉文，也始終無法對她的經歷完全感同身受。「雖然寫的過程係好痛苦，但既然做得到，就更想由自己的手寫……因為那真的最貼近我想說的……」何韻詩笑了：「等於搵人幫我寫speech，唔得㗎嘛。」
用了兩個月時間，何韻詩寫出第一首作品〈極夜後〉。在奧斯陸演講的最後，她唱了這首歌。
歌者
「其實當時很淆底，個台啲聲又唔好、又冇band，又聽唔到自己唱乜，最主要係，佢哋又唔識聽廣東話，但死就死啦，頂硬上照唱……點知唱完之後，不斷有人上前同我講，好鍾意隻歌，雖然聽唔明歌詞，但係好感動，感受到當中的spirit。
「嗰一次係好大嘅 revelation……原來音樂真係有用，憑你發放出嚟嘅vibe，係可以穿透到一個人。」
何韻詩形容，五年前、甚至半年前，社會對運動需不需要藝術、音樂等『左膠嘢』，仍然十分模糊；在香港，她一直抗拒在抗爭現場唱歌。沒想到在世界另一端、一個無人聽得明廣東話的舞台，能重新發現音樂與運動的連繫。
「嗰次令到我覺得，一定要捍衞住歌手呢一個身份。」
從《願榮光歸香港》到《肥媽有話兒》──到了今次運動，相信無人會再否定，一場運動要健全地推進、藝術與音樂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歌手的身份，除了抗爭現場與演講台，還有更意想不到的用武之地。聽眾可以是全世界，也可以是一個人。
一次何韻詩去探望旺角暴動案的在囚者，初次見面沒甚麼話題，就問，不如唱首歌你聽？正當她以為對方會要求她唱和抗爭相關的歌，那名在囚者卻問，你可以唱〈明目張膽〉給我聽嗎。於是何韻詩就隔着探視玻璃，透過話筒現場唱了大半首、對方已經幾年沒有聽過的心頭好。
拾「憶」者
過去幾年實在太投入運動、尋找空間進行不同領域的新嘗試，創作卻近乎荒廢；一方面是因為被封殺要另尋出路，但也因為當時的運動低潮令人失語。6月以來，何韻詩一直想為運動寫新歌，只是苦無閒暇靜下心來；但她的創作慾望，比過去五年都要強。
「同五年前嗰種『唔知點講』唔同，𠵱家個空間反而大咗。」
6月以來，一邊落場、一邊滿世界跑去演講、一邊想着寫歌的事，想着要好好把樂感找回來，練練記簡譜，確保一旦沒有樂器在手邊，仍能把靈感化為樂句。
就像任何一個會「發夢」的港人一樣，何韻詩也有為不知何時突如其來的被捕、被控、下獄做心理準備，畢竟在今日的香港當個抗爭者，要全身而退很難。被捕者總愛談一旦入獄，會託親友帶甚麼書給自己；但何韻詩想的是，如果被捕，要想辦法在獄中，仍能好好創作、寫歌。
始終，比起演說，她還是更擅長用演唱來表達。
「好多好多破碎畫面，好難用言語去講，」何韻詩說：「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音樂去記錄低這些情緒、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