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有沒有人看紀錄片？有。關於壽司之神小野二郎的，關於藝術家草間彌生的，甚至關於名導演Quentin Tarantino的，反應不太差。有沒有關香港事的作品？十年前，有齣《音樂人生》，紀錄本地音樂天才的成長，獲提名金像獎最佳電影；近一年半載，以梁天琦作主角的《地厚天高》，應該很多人看過。Well，沒有其他？
香港導演卓翔執導的《戲棚》，以大戲作主題，獲提名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好像沒太多人關心，大家比較關心有甚麼香港明星怕到不敢出席。紀錄片本身不是主流，還要一拍拍三齣拍足十年都以冷門的戲曲作題材，卓翔簡直是異類中的異類中的異類。「我絕對會被主流歸為異類。不過，社會上，真有人具備權力標籤另一批人作為異類？」
撰文：方俊傑
攝影：郭永強
場地提供：東南樓藝術酒店
電影救了我一命
卓翔是真實姓名，很有武俠小說角色的味道。他在香港土生土長。「小學升中學，轉到比較好的學校，無論運動還是學業成績，我突然變成全校最弱的一班，個人形象好低落。」
那是未有Netflix未有Apple TV+的年代，想看電影，除了購票入戲院，只有影碟店。卓翔的媽媽給兒子帶來一張金獅的會員卡，租周星馳的《審死官》來笑餐死，很合理，好奇到租黑澤明黑白片，租《感官世界》租《巴黎的最後探戈》，比較大膽。
同學往後談起電影的話，卓翔可以搭訕，介紹導演之前拍過甚麼作品。一時之間，好像化身半個電影專家，終於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於是更加留意電影資訊，看電影之前，一定先看介紹看影評。整個青春期，我也被孤立，心情低落，電影是我最大的夥伴，可以說是電影救回我，讓我覺得自己有價值。」
特別喜歡日本電影。因為日本電影專以異類人物作主角，他可以從中學習，研究如何轉變心態，找一條作為異類也可在社會好好生存的方法。自此立志投身電影行業。「好想為電影出一分力，好希望拍出來的電影，可以影響到他人。如果有人透過我的電影，尋回生存力量，就夠。哪怕只有一個人。」
心存大志，進入演藝學院電影系就讀，是正路選擇，不異類。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做實習生，在《色，戒》負責為群眾演員試鏡。「導演要求好高，找人扮演香港大學的學生，不找演員，要找真正大學生。我們聯絡幾間大學的學生會，集合了四、五百個學生來試鏡。即使鏡頭前根本見不到那個臨時演員，每一個被選中的人也被安排去剪髮，才可以拍攝。」個導演，是李安呀。
畢業後，正式入行，當然明白《色，戒》是千年難得一遇。「製作費少得多，工作時間好壓縮。尤其文藝片，製作周期特別短。」終於發現，完成夢想，不是想像中容易。
我不是天才
跟現今大部份中年人或年輕人一樣，關於戲曲，卓翔只不過在每年的《歡樂滿東華》被迫看一看，談不上了解。在演藝第二年，人生第一次現場欣賞，驚為天人。「我不斷反問自己：『為甚麼有這一種屬於自己的美好文化，我會太遲認知？我能否利用自己的專長去為戲曲做一點工作？』」
如果是我，坐定定看一場折子戲，大概只會睡，或者直接離場。「戲曲其實將華人的多方面文化結合，無論文學、音樂、舞蹈、表演形式。透過戲曲，可以了解過去。戲曲不單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表演藝術，它其實跟我們的生活、宗教掛鈎，很值得被重視。幾百年歷史，跟莎士比亞作品差不多，為甚麼西方社會重視自己的傳統，到今日莎劇還會被尊重，我們偏偏不把戲曲放在同一位置？」
現實一點，卓翔也明白要觀眾入戲院看三小時演出，難如登天。不如引導他們入戲院看齣電影，電影拍得好的話，自自然然會讓他們對戲曲產生興趣。一開始的時候，卓翔其實想拍一齣《霸王別姬》，拍一齣《虎度門》。「《虎度門》都已經是1994年的事。」
過去十年，資深大導演開戲，才有資源。新晉導演想拍小市民的生活？困難。做了好幾年副導演，卓翔已經興起拍攝以戲曲演員作內容的劇情長片的盤算。為追夢，甚至毅然放下工作。「手腕，是越來越純熟；內涵，原地踏步。」參加過鮮浪潮短片比賽，明明經驗比其他參賽者豐富，也敗北，讓卓翔開始反省：如果實實在在想當導演，繼續留在行業，會否反而累事？適逢台灣金馬獎辦了一個電影學院，廣招全球華人導演交流學習，卓翔去到，像頓悟。
「香港太急。三十歲要買樓，三十歲要拍到第一齣電影。你去一去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年紀比我大的，剛剛起步，一點也不遲，根本不用心急。我不是天才，步伐是很慢，就按照自己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行。」
用普通人感動普通人
拍電影，事先要做大量資料搜集。「做準備的時候，某程度上也能夠同步進行另一份作品。」即是類似製作特輯。結果，有關戲曲的劇情長片至今未動工，三齣同步進行的紀錄電影順利完成。
功利一點，拍紀錄片的門檻畢竟低得多。「一開始，未有資源，只需單拖，最多找個老死，做一些基本訪問，便可以利用拍下的片段，再去找人投資。紀錄片容許這種階段性工作流程。最基本，自己拍攝自己剪接自己混音，作品也可以出街。對新導演來說，是比較容易起步。」
可惜，香港根本沒有紀錄片市場。「你可以這樣說。在台灣，每一年，在戲院看到的本地製作紀錄片，超過十五齣；在香港，不足五齣。不過，如果連其他國家的製作也計算在內，每年也有超過二十齣紀錄片在香港上畫，紀錄片文化正在慢慢建立，比以前健康得多。不少觀眾其實願意花費一百元看一齣紀錄片。」
如果有戲院敢播《地厚天高》，說不定真會票房鼎盛。卓翔關注的，是戲曲，不是社運明星。「對，選材，最好拍名人，或者很特別的人，或者極端的弱勢。戲曲？三樣也不是。為甚麼要拍天才的故事呢？在社會內，最大的一班人，是普通人。我好想透過普通人的故事感動普羅大眾。」
卓翔說，活在中間階層的，往往被認定最不值得關注，往往最沒有人紀錄，他最關心。戲棚之內，他留意的，未必是站在台上表演的明星，反而是幕後籌辦的平民百姓。果然是偏門中的偏門。「每個紀錄片導演都有自己的角色，有屬於自己的題目。有些題目，有人做了；戲曲，沒人關心，但我覺得它是讓很多人連結的寶庫。」
初初製作紀錄片，以為只不過過渡，最大功能是為拍攝劇情長片作藍本。事隔十年，心態畢竟改變。「對我來說，紀錄片不再是單純為劇情片服務。兩者形式不同，但目標一致，都是希望為觀眾帶來改變。我喜歡的導演，例如是枝裕和，例如奇斯洛夫斯基，都是拍紀錄片起家。有紀錄片的背景，或者可以填補我需要發展內涵的狀況。」
越不脗合越要留低
既然明知在香港當個紀錄片導演，路難行，何不轉投市場完整得多的台灣？「在香港，跟中學同學小學同學聚會，他們第一時間問：『點搵食呀？』不是他們個人問題，是社會給我們太大壓力。在台灣，即使普通朋友，也會關心我有甚麼題材，想怎樣做。大家容許一個人用多一點時做同一件事。」
「第一次去台灣，已經有種好大的感覺：我更加適合當地。我跟香港好像不脗合，香港不需要我。香港普遍性喜歡用標籤分類，因為容易理解。以前，被視為異類，我會不快；現在，不介意了，你覺得我邊緣，我就是邊緣吧。我更加應該留低，更加應該為異類留下一些紀錄，更加需要發出另類的聲音，讓其他人知道我們存在過。」
「本地人拍本地題材，觀察會更加深入，會更加了解細節。既然自己做得到，應該盡量做，不用倚賴外國人為香港人留紀錄，把香港人的故事說出來。」
說到底，從未被重視過的紀錄片，在香港真有用途？「好重要。香港的劇情電影，跟我們的生活越隔越遠；要找一齣跟我們生活有關的，越來越難。紀錄片可以作為補充，至少，入戲院，見得到跟自己有關的東西，不再是一味查案、英雄，而是見到普羅大眾。」把香港人的真實生活紀錄下來，真有片商夠膽識供出映期？當講述台灣戒嚴時代的虛構鬼怪片，也彷彿變成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