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傑是《十年》和《樹大招風》其中一位導演，伍嘉良是《十年》其中一位監製，伍奇偉是《樹大招風》其中一位編劇，完全是金像組合。其他較醒目的金像級電影人，返大陸，票房動不動十數億。他們留在香港，搞網上平台一丁目，專拍短片。
「我像橋樑，希望製造出一個空間，讓更加多年輕創作者勇於發聲。得我發聲的話，言論自由只會不斷被收窄。要有好多人出現，空間才會變大。」反送中抗爭以來，一丁目推出過好幾條一針見血的短片，題材敏感。「在今日，大概提出『敏感』兩個字，已經很敏感。」當行政會議連封鎖互聯網都考慮過，香港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恐怕已岌岌可危，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隨時降落。「經過這次社會活動，香港人會珍惜我們這個平台。」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跟香港人的連接點
歐文傑拍過《十年》後，《樹大招風》上畫，據聞因為題材敏感無法通過大陸審查。兩齣電影，皆成為金像獎最佳。之後再拍題材健康的《非同凡響》，一樣被大陸打壓。噢，對人，不對事。
「我經歷過《十年》場場爆滿也被迫落畫，知道香港的發聲空間其實所餘無幾。我自己希望發到聲，也希望大眾的聲音能夠被聽見，力量才會出現。」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找歐文傑合作，他二話不說找最佳拍檔伍嘉良及伍奇偉埋班。「這裏最好的地方，是乜都得。環顧香港任何公司，想拍片的話，總有些審查，總有些題材限制。要完全沒有掣肘？我們是唯一。」
原意是設立一個網上平台，播放談論香港人的故事，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我打開電視，入戲院，看的故事，原來跟我的生活沒有關係，我找不到連接點。我覺得觀眾總需要找到這個連接點，即使未必完全反映到自己的想法，至少有少少關係。市場有需求，沒有供應，我們想去填補。《十年》，好多人看，我們的內容，會否一樣？」
蘋果的好處是本身有龐大讀者群，壞處是立場鮮明。說得坦白一點，是很多行內人應該一聽到蘋果兩個字，已經腳軟。伍嘉良同意：「要找資深的創作人，是困難；可能因為製作上的規模、限制，他們拍開長片，又未必想拍短片。有演員甚至完成拍攝後，出錢買回製成品，怕影響其他工作。」《十年》是2015年的事，氣氛每下愈況。「自我審查越來越強，不只幕前演員，幕後工作人員也一樣。」找素人演出嗎？要花心機慢慢調教，又是時間成本。「有演員覺得講反送中講選舉，很敏感；總有演員相反，慢慢積聚到同一批人。是個問題，也可以看成一項挑戰。」
何況，一丁目本沒說過只限跟政治議題有關，部份短片，輕輕鬆鬆搞搞笑笑飲飲食食，與政治相隔九千公里。「其實，是想有點似Netflix。」歐文傑的目標很遠大。
由菲林到數碼
Netflix發展到今日，會購買其他公司出品的播放權，也有無數自家製作。金球獎戲劇組最佳電影五強，Netflix佔三。恐怖在，每月花費六十幾元港幣，已經可以合法收看。基本上是頂爛市。「以我們的人手、資源、能力，不可能立即變到Netflix。Netflix主攻電影、電視劇，我們擅長短片。大家針對的市場不同，我們不是競爭對手。」
歐文傑說，短片，是一場革命。「大家的睇片習慣正在不斷改變，用手機，在車程中間看，會喜歡片長再短一點。在香港，短片好像永遠是踏腳石，一個導演上位拍長片前的第一步。在外國，短片創作者，不少是一生也拍短片。是否一定要拍到長片才算終點？只要建構到一個平台，有老闆願意持續支持，有廣告收入，生存到，甚至得到肯定，短片肯定有市場需求。」
現實是，奧斯卡有最佳短片獎，香港電影金像獎，沒有。「《十年》，五套短片合輯，成為一齣電影。為何不可以肯定短片的價值？很少人會在網上分享一齣片長三個半小時的《愛爾蘭人》，好多人分享我們的《逃犯條例》三部曲。在接觸觀眾的層面上，傳統電影也去不到同樣效果。」
「電影獎項？攞過啦，咪又係咁？馬田史高西斯也拍Netflix，還有《羅馬》，還是否必定要上大銀幕？剛剛看過一條短片：一個Youtuber在街頭訪問幾位荷李活A級大明星，路過的行人，只認得Youtuber，不認識大明星。網絡的影響力，隨時比電影更大。未來，一定在online。我們只不過由用菲林相機拍攝，轉變成拍攝數碼相片。」
所有創作也要成本
跟Netflix不是競爭對手，跟YouTube算不算？我拍了條片，放上自己的戶口可以了，為甚麼要交給另一個平台？身為監製的伍奇偉很老實：「成本！」
「香港人覺得好多工作不用付費，請個婚禮攝影師，也拍拍膊頭。其實，所有創作也需要成本。我們的運作模式很簡單：你傳來一個WhatsApp message，有人物概念，故事大綱吸引，合理，不會像拍一齣《阿凡達》高成本，我們批錢開拍。」
有人為因素，換句話說，一定有偏頗。至少，一齣讚揚警察的藍絲作品，恐怕不會受到青睞吧？也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剝削。「我們只注重故事好看不好看，有沒有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建制可能有好人，警察都可能有人有惻隱心，如果拍得好，不可能因為大家好憎警察，便阻止作品面世。就是希望平台的內容夠豐富，百花齊放。」
除了錢，目標顧客原來也很重要。「以我接觸過的年輕創作者，好多時拍完畢業作品，情願收在褲袋，也不肯公諸於世。他們希望找到一個比較得體的發放平台，大概知道會接觸到哪一類型的觀眾，附近不會是一條教你如何將魚蛋彈上天空的無聊短片。老套點說一句：我們是嘗試聚合一班志同道合的創作者和觀眾一齊開派對。」
這也大概是歐文傑被選中的一大原因：「我包容性夠大，你看看我們的短片，沒有一種所謂的歐文傑style。很多年輕人比我厲害更多，他們只是需要一個自由的空間一個平台去實踐去發表。香港需要他們的作品，我也希望成為他們的觀眾。」
在年輕人中見到希望
整個計劃，在去年年底開始籌備，那時，社會還風平浪靜。一場反送中抗爭襲來，是帶來助力還是更大的阻撓？「跟我們搞網絡的，說過一句：『政府一句封網，你們就玩完！』以為不可能發生的，原來已近在眼前。不是單單因為這場運動，這幾年香港的變化，我相信令到不少香港人對發聲空間有更大的需要，看着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不斷被收窄，越來越多人想保留和珍惜蘋果這個平台。這個催化作用好犀利。」
於是，本來視壹傳媒為洪水猛獸的，也願意主動接觸，甚至合作。「之前，一直有人問我：『還返不返大陸？』今日，我可以反問：『還敢返大陸？』行出街，隨時『被返大陸』，很多人對社會的看法跟以前大有分別。」
伍嘉良忍不住笑一笑：「這幾個月，拍紀錄片的傾向明顯多了。拍劇情片，不可能夠現實荒誕。」最難適應，或者在工作模式的改變。拍一齣《樹大招風》，拍足幾年，鑽研一句對白，用一個月。網上平台要維持出片量，不可能再現拍電影的奢侈。「這一年，不停構思，不停有不同計劃，跟拍電影比較，是另一種得着。」
「對，我們是沒有時間沒有資源搞鐵甲奇俠副盔甲。我們也不追求。故事最重要，人物最重要，《樹大招風》好看，因為葉繼歡好看。馬田史高西斯在《愛爾蘭人》的製作特輯說過：『新片沒甚麼特別，只有人物性格。』好像很廢話，但你想一想整場反送中風波，你會記得的人物，全部性格突出。拍到出來，已經可以好好看，跟錢和時間的關係不大。」
「錢、人、資源，統統可以克服；只有自由，被奪走的話，不能解決，只能適應。給我選擇，有資源，還是有自由？我當然選擇免於恐懼的自由！曾經有過大成本合拍片找我做導演，說可以解決上內地的問題。結果，我還是推了。搵食有好多種方法，電影是一種表達真實感受的工具，如果拿來賺錢，代表要將自由自行奉上，是一種違背。哪倒不如用其他方法為生？更容易更快捷。」
一丁目的辦公室內，除了比較有社會經驗的這三位，還有不少年輕員工。「運動之前，帶住一班後生仔工作，就似一般人對後生仔的觀感，他們的確有好多問題。透過運動，我對他們的認識深入了，開始知道他們的想法，明白他們為甚麼，願意犧牲。我見到希望。最後，無論是贏還是輸，我也見到好多希望。」要贏呀，不可以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