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沙士襲港，張國榮自殺身亡，50萬人遊行抗議23條立法，梅艷芳病逝。同一年，吳日言於職業訓練局的酒店管理課程畢業，投身社會。
2019，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103萬人上街，200萬人上街，事件至今未平息。同一年，吳日言的女兒剛出世，做老闆娘的飯糰店開張。
遇上最壞的時代，吳日言的演藝事業，往往最有起色。酒店業蕭條，無法學以致用，吳日言當上歌手；適逢亂世，網上短片平台啟動，吳日言重拾放下良久的演員身份，當女主角，扮演單挑何已完的候選區議員。
「我的性格，從來不會甘於做一個處於弱勢時收埋自己默不作聲的人。遇到甚麼事，我一定第一個衝出去鬧人。」
通街TG，生意不景？吳日言說，她還打算生第二個小朋友。「兩日後，世界變成怎樣，你也估不到。兩年後，不可以變好嗎？」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場地提供：Sweet Button
冬菇頭最討厭冬菇頭
吳日言沒有富豪父親，也沒有在唱片公司任職高層的親戚，更沒有試過行街時給星探發掘。她要入行，靠自薦。「我自小有表演慾，試過找錄音機錄低自己唱《美少女戰士》，錄完聽，聽完唱，很快樂。」很多小女孩也模仿過周慧敏或黎瑞恩或王馨平，吳日言唱的，是日文原裝版本。她不懂日文。
如果一切風平浪靜，吳日言引以為豪的決心，或者還會給約定俗成磨蝕，讀酒店管理，聽聽話話地找一份酒店工作。畢業撞正沙士。「酒店業最差的一年，根本無法入行，立即全無方向感。總要找份工作，又不是等錢開飯，便試一試向唱片公司自薦。」
半年後，有回音；一年後，正式出道。剪了一個冬菇頭，賣可愛。同期新人，是薛凱琪，是梁洛施，賣靚。「形象是公司安排，不到我選擇。我自己絕對不喜歡。我也漂亮呀，為甚麼日日逼我穿T恤牛仔褲？」
唱片公司有解釋：市面美女太多，行同一條路，鬥得贏薛凱琪，鬥得贏梁洛施？吳日言只覺得太多規限，連戴頂帽出街也不可以，太辛苦。辛苦到要將不滿情緒展露出去。她忘記了，她賣可愛。
出道第一年，還有新人的禮遇，經常上公司旗下雜誌封面，有人認得，有人追車，好像很受歡迎。第二年，第三年，無以為繼。「以為是理所當然的，為甚麼還未做到甚麼成績，已經每下愈況？為甚麼娛樂圈個遊戲不是想像中容易，輕輕鬆鬆便平步青雲？」
那時才後悔。開始明白觀眾的確只記得她的冬菇頭，新意一過，打回原形。在最應該笑得甜美的時候，她其實沒有真真正正笑過。後悔也太差。
輾輾轉轉換過好幾間公司。去到最後一間，合作僅半年，管理層告訴她：想更改少少制度。吳日言還很天真，反問：即是有甚麼計劃放在我身上？換來一句：暫時沒有。「我才知道自己被放棄了。那種情緒，記一世：憤怒、不甘心，但同時要忍耐。我故作大方，說：『好，我們解約吧。』內心是希望保留到少少顏面，保留到少少尊嚴。」
一個OL給解僱，再難過，畢竟可以轉另一間公司，甚至另一個行業。吳日言只有後悔：「我都唔知道可以做乜？花了這麼多時間在這一行，建立出來的成績，毫不彪炳。我還有沒有同樣的時間投資在另一個範疇？一味懊惱自己為何當日選擇入行，自我價值好低，覺得世界不再需要我，不知存在還有甚麼意義。」
蕭條背後是商機
失眠了好一段日子，反覆思考自己犯下甚麼過錯。結論是總要面對困局，與其後悔，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娛樂圈留給自己僅有的少少名氣，衍生另一項事業。她選擇售賣寵物衣飾，落手落腳。「所謂的明星夢，放下了。」吳日言本有一個男友，初戀，踏入娛樂圈工作後，分過手。「入行後，見到好多新鮮事，好多美麗的人，接觸的層次跟以前有太大分別，是有變過。慢慢，我發現自己原來不算貪慕虛榮，踏實、相處得來，才是真正的追求。」吳日言其後跟初戀男友復合，即是她現時的丈夫。
吳日言的丈夫是個務實型，吳日言本來是個浪漫型。搞飲食生意，居然不是開咖啡室，或者私房菜，反而賣飯糰。「我們有想過開車仔麵店。」
「做生意，一定以利益行先，要浪漫的話，有好多閒錢時，再考慮吧。開飯糰店最好，入行門檻夠低，又不用存太多貨。」第一間店在年頭開張，吳日言一坐完月，已經開工幫手，預備好第二分店、第三分店。萬事俱備之際，林鄭搞到滿城風雨，生意一落千丈。「憤怒？沒有。我也是香港人，不會因為舖頭生意便遷怒於示威抗爭。」
「要憤怒，也只因為看到社會太多不公義。」沒有時間埋怨，吳日言只鑽研如何求變，如何開源節流，如何戰勝逆境，甚至說服自己更加樂觀積極。「好多競爭對手會結業，租金會減，是不是代表更有商機？」畢竟是沙士之年出道的人，有甚麼風浪未見過？當年夠膽在低谷中供幾層淘大單位的話，今日甚麼生計也不用愁。
吳日言還說了一個小故事：結婚註冊，在沖繩，平常事。擺酒，選擇在香港法定古蹟梅夫人婦女會包場，才是大考驗。「原本要有會員推薦入會，當上會員才有資格。我沒有會員朋友，只好寫信申請。面試時要用英文跟兩位外籍淑女傾談，搞了大半年，才成功。」有用錢解決到問題的酒店不揀，情願自討苦吃，以為法定古蹟對吳日言有特殊意義？「沒有。只不過每日回家總會經過。」這又是吳日言的決心，一如當日自薦當歌手，一旦決定要做，想盡所有方法也要做到為止。
「我沒有想過會做不到，對所有事，也抱着這種心態。」
是因為之前太好
近幾年，吳日言偶爾會在電視台有些主持工作，或者拍拍劇集。網上平台「一丁目」面世，其中一條短片《何去何從》，由吳日言領銜主演。題材不是不敏感：丈夫在7.21元朗恐襲中被白衣人打到重傷，平凡太太憤而參選區議會，跟影射何君堯的建制派議員打對台，被恐嚇，被網絡欺凌。短片呈現一種白色恐怖，現實可能更甚，身為一個生意人，本來沒有任何理由以身犯險。
「我沒有跟丈夫商量過，便接了。以一個演員的身份。看過劇本，我已經感動得眼泛淚光，我是演員，為甚麼不可以主演？就算沒有反送中風波，香港也一直有反映現實的題材，講貪污講黑警，是《蘋果（動新聞）》拍的，便不可以接拍？我可能衝動，不理後果，看事情看得不太全面。不過，我覺得影響不大。」
以前，享受被圍觀被愛戴；今日，純粹當成一份工作享受。夢想早早投放在下一代。「我在單親家庭長大，獨女，自小不相信婚姻，但好想擁有自己的小朋友，教育他們，栽培他們。兄弟姊妹在日後未必相處到，但我想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有個伴。我沒有後悔生了個女，還打算多生一個。」
先不說世界動盪通街催淚彈污染物，直接影響生育意欲；吳日言懷第一胎，患上妊娠糖尿病，每日打四支針注射胰島素，也比一般媽媽吃力，更有理由封肚。「又不至於變成陰影。我覺得是一個幾好的經歷，我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紓緩到其他媽媽的情緒，一個人影響一個人。」
就算過得到眼前一關，前路仍漫漫，無形監控彷彿越來越明目張膽。當日連被安排以冬菇頭示人也生不如死，沒理由不知道自由的可貴。「我最擔心教育。不說洗腦，香港的填鴨式教育本身也很有問題。不過，不要因為城市的環境很壞，隨便抹煞下一代。沒有人一出世就應份擁有最好的一切。你現在覺得時勢差，是因為之前的時勢太好，如果他們一出世已經面對眼前境況，對他們來說，再困難，也不會是怎樣的一回事。何況，你也不知未來會否轉好吧，不可能因為成年人的想法，埋沒小朋友的成長和未來。他們是不是受害者？沒人知道的。」
吳日言說，理性上，她也悲觀。很想樂觀，但實在找不到數據去支持自己樂觀。「半年前，也沒有人想過香港會落得今日的田地。兩年後，到我的女兒開始接受教育，到底會變成怎樣？下個月，有沒有錢交租也成問題了，為甚麼要想得太遠搞到恐懼，搞到為自己帶來無限壓力？」一早說過，想做到的，吳日言總會用盡一切方法，直至做到。坐在黃色小店，東主與食客一樣，寄望順順利利捱過最艱難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