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科大男生周梓樂於將軍澳尚德停車場墮樓，留醫四日死亡。
死訊傳出當天，科大正舉行畢業禮。消息經證實後，校園中庭的畢業禮舞台旋即被激動的學生和示威者佈置成靈堂，擺上白花和蠟燭，寫上「周梓樂同學 Never forget never forgive」。
那時伍桂麟正在科大圖書館主講「生死之約」講座，職員上前遺憾地告知，由於校方通知所有教職員須在1時後下班，所以講座要腰斬。走出圖書館，看見校園中庭有年輕人圍坐悼念、摺紙鶴和貼文宣，他百感交集。
「我要為同學講一堂書，關於生死議題……但正正當日早上佢哋就要面對自己同學的離世。」這一課，原來已在現實中進行。
伍桂麟是遺體修復師，近年經常出入校園宣傳生死教育，今年10月獲獎成為今屆十大傑出青年之一。主辦方請他發表對時下年輕人的寄語，他發現自己有點無言以對。
「點勉勵呢？我想問……𠵱家發生緊咁嘅嘢，勉勵啲乜嘢好呢？」話裏似乎有一種愧疚。
撰文：李紫瑩
攝影：Fred Cheung
訪問在周梓樂逝世後數日進行。記者和伍桂麟來到周同學出事的停車場，他佇立尋思良久，在綿延數百米的紙鶴串和彩色便利貼中，留下這一句︰「香港人會還你清白，你和所有死者，必沉冤得雪。香港人，一個都不能少！」
被死亡籠罩的城市
作為一名遺體修復師，伍桂麟的生活日常是和死亡打交道。過去在殯儀館工作，他的職責是替遺體防腐、化妝，供家人在喪禮上瞻仰遺容，及後出殯；如今任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平時負責協助醫科生解剖教學，亦推廣「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公餘時間則致力宣傳生死教育和哀傷輔導。對於死亡，他習以為常。
但過去幾個月，似乎連一般香港人對死亡都不再陌生。6月中，梁凌杰墮樓身亡，為反送中運動首名離世抗爭者，全城震撼。但其後，第二、第三、第四個個案出現，消殆的生命漸漸變成了一個不斷更新的數字。
這不代表香港人不着緊。「就算一個普通屋企人的死亡，對一個屋企的創傷，衝擊都好大；當一些人的死亡是因為社會運動衍生出來，而這場運動牽涉肯行出來的人數是200萬以上，你諗吓嗰個能量本身有幾大？」伍桂麟說。
可是能量越大，負面的情緒越難消解。正因為運動牽動200萬人的情緒，當有「手足」犧牲，所有參與運動的人像集體喪親，共同經歷着哀傷的五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和接受。問題是，由於運動裏受傷、自殺、疑似死亡的個案太多，很多人尚未走出上一個「死者」的哀傷階段，很快又要面對下一次憤怒與抑鬱。
伍桂麟形容，過去數月，很多抗爭運動的支持者在這五個階段裏循環兜轉，走不出來。
當政府持續不回應人民訴求，鎮壓力度越來越「重手」，抗爭者的反應亦越來越大。死亡往往如助燃劑，將集體情緒推到最盡，但在政府打壓下，這些能量無處宣洩。
「如果對住一個喪親者，我好惡，甚至用暴力叫你唔好哀傷，佢會唔會唔哀傷？可能會，因為佢會轉為憤怒。哀傷係需要去經歷，當有人用暴力唔畀佢咁樣做，可以想像個情況有幾壞。
「每一次有人死的時候，嗰種能量往往再次爆發出來。」
視死如歸的青年
有人因為抗爭死亡，也有人因為已有手足離開，變得更視死如歸。伍桂麟平時在大學工作，接觸不少會走到抗爭前線的年輕人。面對一個個懷疑死亡或失蹤的手足，許多青年被巨大的情緒負擔壓得透不過氣，總有人會找上伍桂麟。而話題離不開死亡。
有女生甚至請教他如何寫遺囑。注意是遺囑，不是遺書。「佢好理性計劃咗之後，發現寫張遺書係唔夠嘅，要諗吓個遺囑點寫。」換言之，這些抗爭者已在安排身後事。「佢哋唔係突然間就要生要死，好明顯係經歷咗一個好大的沉思，好理性咁去搵一個方法，等佢可以在犧牲後亦仍然能關懷到佢父母、朋友、同學。」
還有更多年輕人帶着疑問前來，期望伍桂麟能解開心結。平日在大學課堂和不同講座之間侃侃而談的這個男子，對時下的抗爭青年，卻坦言心有愧疚。
10月22日，伍桂麟獲選成為「2019年十大傑青」八位得獎者之一，以表揚他推動「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的貢獻，主辦方請他發表對時下年輕人的寄語。
「話晒都係十大傑青，傳統文化底下，呢啲都算得上係光宗耀祖，都係啲社會精英先有嘅殊榮。」他很明白遊戲玩法。「咁好客套地我都應該要感激吓，唔同人對我嘅栽培之類，事實上都要。」
但得獎一刻卻又慚愧。一來因為年紀，伍桂麟今年38歲，跟「青年」兩字漸有差距；二來過去半年反送中運動中，基於家庭顧慮，他和很多「和理非」一樣，只能在大後方支援那些真正走在抗爭前線的「傑出青年」：「他們不是我們想像中，唔識諗嘢唔識轉彎的後生仔；他們是我們將來的希望，他們仍然好有創意，會用不同方式去表達訴求。」
「佢哋都好傑出，佢哋唔需要攞『傑出青年』呢個獎，佢哋唔會稀罕呢啲嘢。」
身處最壞的時代，面對當權者和執法者的暴力和殘酷，拿了獎卻高興不起來，勉勵說話也說不出口。他能做的，只是在追求自由與公義的路上，成為所有抗爭青年的同行者。
「攞呢個獎，supposed應該係下一代青年人的榜樣，但我好似冇嘢可以set到畀佢哋睇，所以更加要自己再做啲嘢，讓他們覺得，仍然有人在同行。」
義務協助 與生者同行
「同行」二字，知易行難。究竟可以怎樣做？
當選傑青後，伍桂麟沒發表冠冕堂皇的得獎感言，反而宣佈將推出「逝去同行計劃」，義務為面對親友因自殺等非自然原因而突然離世的人，提供殯儀安排、情緒支援、遺體修復等服務。
為何有此念頭？「一定同梁生有關係。無論係梁生，或者呢段時間出現的其他非自然死亡個案，都令我決心要去做呢件事。」
6月15日，梁凌杰在太古廣場高處掛上反送中標語，身穿黃色雨衣墮樓身亡。聽到消息，伍桂麟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要讓先人遺體完整得體、有尊嚴地去走最後一程。於是他嘗試接觸梁的家人，以提供幫助。
「梁生一定唔係一個普通的遺體，因為佢已經是香港一個標誌。我覺得我所做的只是令他可以較得體，讓他的親友送行，亦都讓香港人見到這樣的人值得有一個機會，有尊嚴地離開。」
矢志跟香港青年同行的伍桂麟又記得，梁凌杰的公眾追思儀式上，數百人聚集獻花悼念，殯儀館外是數十米的黃澄澄太陽花海。太陽花，除了呼應黃色雨衣，代表了希望、力量外，亦與台灣學運同名。
不過五個月後，周梓樂的悼念現場似是另一世界：太陽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數之不盡的白花、蠟燭、紙鶴、memo紙。memo紙上反覆出現的，是「報仇」、「血債血償」、「黑警不得好死」等憤怒字句，伍桂麟一邊拿手機拍下，一邊慨嘆。
「呢啲說話，上次幾乎冇，大家覺得要幫梁生繼續行段路，大家仲會繼續去爭取要爭取嘅嘢……但係去到呢一刻，已經唔係好清晰。」他說，很多人有少許被仇恨而影響。「正如病的時候，有個傷口被細菌入侵，最後成個人就會被細菌去牽引，帶動了。」
伍桂麟認為，與年輕人同行，既要予以陪伴，有時亦要作適當提醒。他特別不希望年輕人被仇恨所支配，造成更多更深的傷害。可是現實是，當人們共同面對殘忍而巨大的痛苦，叫人不去恨，他也深知其實很難。「越來越多人出現呢個狀態，能夠快速解決嘅方法，似乎只要當權者先做到—例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點解一直唔做呢？」
後記：唔好變怪獸
訪問後三個星期，網傳周梓樂家人準備身後事時，被大圍寶福山殯儀館拒絕為其出殯的消息。相關報道馬上被廣傳，全城關注。當晚有很多人在網上撰文，表示願意義務提供協助，包括渣哥，還有伍桂麟。
記者當晚WhatsApp向他求證，伍桂麟馬上來電回覆，表示經朋友向周梓樂家人確認，身後事能夠妥善進行，但尊重家人意願，無法告知更多細節，只再三強調，不希望有任何人因此事而到寶福山「裝修」︰「我好驚啲人會衝上去。如果你不滿，杯葛佢、唔幫襯就得，嗰度嘅先人同家屬，係好無辜，佢哋今晚已經好擔心。」
話筒另一端的他聲線十分緊張，除了寫文呼籲，甚至請求記者幫忙︰「如果有傳媒可以幫手寫兩句，真係叫人唔好去破壞，會幫到好多。」也許這就是他口中，對年輕人的善意提醒：「唔好令嗰種『勇』慢慢喪失了理性，其實只係變了另一隻怪獸、另一隻暴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