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讓人欣慰是，好幾位新當選的區議員當選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理工大學進行人道救援。身邊有很多也許會被罵作離地中產的港人，白天排隊投票，晚上聚看新聞，看到這幕有人落淚。一路來其實他們很關注事態，雖然去不到現場，但力所能及提供物資、資訊或僅僅是情感上的支持，但仍被身不能至的愧疚壓得難受。
這是快半年來難得的開心時刻，大家來不及慶祝就有新的焦慮，除了迫在眉睫的「下一步怎麼走」，也有更不易察覺但需要關心的問題──「我好擔心這些年輕人之後的心理問題。肯定會有PTSD，想想他們面臨過多少暴力衝突，這不是可以忘記的場景；還有社會和家庭撕裂後，普遍的壓抑與憤怒，那種不信任感也會影響他們的生活……」說話的人是戰地記者，曾經報導過很多戰後重建的故事，記得他有一篇專門寫心理重建，受訪專家說那並非是停戰和經濟重新發展就能解決的問題。
幾個月來時時有自殺新聞見報，也有人反駁說並非是因為眼下的運動，香港向來都有青少年尋死的現象。如果這個論調是對的，也許更說明香港人需要心理干預。不過目前我們似乎只能寄希望於義診和官方的公益資源，譬如NGO和高校的心理諮詢，數一數實在有限。我曾在朋友推薦下見過一位執業二十年的心理諮詢師，他的收費是1200港幣每個session（45-50分鐘），香港的醫療保險基本上不會承擔心理諮詢師或心理醫生的診費。對於亟待救助的病患而言，一個月起碼要見四次醫生，那大概就是5000蚊的開銷，試問多少年輕人可負擔得起。
這場運動如虛竹那盤棋，自損很多，但也打破了不少僵局，也許心理治療是看起來太過第一世界的需求，但希望能藉着這次破局也能得到公共資源的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