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就是通往理工大學的行人天橋，幾個警察擎槍守着路口，封鎖線外一批市民聚集，並劃出靜坐區給等消息的家長休息。傍晚以後，聚集的人多了，漸漸把這條小巷擠滿。店都關起來，獨剩兩家台灣珍珠奶茶店和一家窩貼店還堅持營業。
百周年紀念公園的噴水池一帶，也開始出現人潮。南洋中心前的花圃，一個女人哭喊着：「我真係唔知點面對，你哋唔會明白。」說罷軟癱倒在地上，旁邊的朋友忙扶住她。她的兒子被困在理工，狀況未明。有人去把急救員找來，幫她穩住情緒，問她要不要去和其他家長坐在一起互相支持，她跌坐地上站不起來，索性放聲哀嚎。她不太擔心兒子被捕，更擔心他被失蹤，或被虐打至終身殘廢。任何一種凌遲，都令她怕得渾身發抖。女人的丈夫默然陪伴在側，手裏提着一袋物資。
康達徑的封鎖線外，一些外國記者在做直播。有澳洲記者問，香港人最擔心是甚麼？我知道他想要甚麼答案，但確實也只是這個答案，徹夜火光熊熊槍聲不斷，一個有點良知的香港人，不期然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門。每年六月四日去維園點燭光過了一年又一年，除了悼念，就是害怕遺忘。遺忘令事情的每一次發生都像第一次，沒有汲取教訓也就沒有責任，歷史不斷重演。一個人不能走進同一條河兩次，因為即使第二次走進同一條河，他也已經是不同的人。這一次，他想要奮力阻止人道災難在眼底再度發生。
經過漫長的夜，苦撐到了白天，封鎖線外的人，眼睜睜看着一些學生從校舍裏奔跑出來，眼睜睜看着警察向他們連環發射，催淚彈及無法確知是甚麼彈，槍聲不曾停息，煙霧滿天，灰濛濛覆蓋着整個小區。天橋上的警察跑下來，像獵犬追捕獵物那樣，把奔跑中的人牢牢抓住。
我想到圍牆時期的柏林，此處和彼處的分隔，只是一道命令。一幢踩在分隔線上的建築物，硬生生給分成東西，從東柏林倉皇奔逃，只要慢一步，就跨不過來西柏林。
這邊的人紛紛呼喊着，伸手出來想要去抓住甚麼，最近的距離也許只有五米，就可解救那個奔跑中的少年。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切讓人焦急又憤怒。有長者苦口婆心跟警察講道理：「大家都係香港人，做乜要咁樣呢，大家好好地，坐低落嚟傾，一齊解決唔好咩。」有激動大罵：「×你個街，做乜×開槍！」有委婉動之以情：「你都有仔女㗎，放過佢地啦好唔好？」少年被押上警車，路人衝前追趕着拿出手機拍攝，「快！快說出你叫甚麼名字！」少年來不及回頭，就被帶走。恐懼和無力感，始終盤據在上空。
尖東海濱之地，早已悄悄變遷。不遠處，新世界中心拆掉後重建成甲級商廈，高檔設計商場賣創意和藝術。星光大道星光熠熠，李小龍銅像迎着海港，be water的精神輪迴再生。內陸這片方圓，曾經是本土潮流之地，有過輝煌一頁，其後漸次沒落。噴水池四周的商場，維持着舊式商場的格局，封存了八九十年代的氣息，半島、南洋、東海……低層有老牌裁縫店，老闆訴說如何做生意由鬼佬到本地豪客到自由行，香格里拉酒店的客人面貌今昔流轉。自由行興旺後，一輛輛旅遊巴把內地客載來華懋廣場的免稅店購物。他們成群結隊，衣履打扮類近，男的穿有領馬球上衣配西褲腋下夾個黑包，女的穿連身大媽裙配絲巾，買包買鞋買錶買香水，出手豪氣。
而今，尖東的空氣不再自由，氣氛緊張，小店也戒備起來。下午要找地方充電，看見幾家店開着，走去問可否幫忙，店主搖搖頭，說要關門了。只有一家小餐廳大方招我進去，把原來的電器挪開，給我放充電器，也借我鑰匙使用商場廁所。我問老闆開着門不怕催淚煙吹過來嗎，他指指後巷，說那些人可以過來躲避。
回到家長區，有個男人跟剛到來的市民講解：「大家記住，在這個安靜區，家長可以在這裏安靜休息，不要高聲喊口號，也不要站起來，就安靜坐着。」我走到廣場上，有人塞給我一盒生理鹽水和一包急救品。有女人打開塞得飽滿的背囊，向路過的人派發麵包。
入夜後，人從四方八面湧至。有不少像剛下班過來，還穿着套裝踏着皮鞋，隊伍整齊像步兵，向着理工的方向前進，齊聲高喊：「救Poly！救學生！」車隊在馬路慢行，行人也走出行人道，佔滿了麼地道和梳士巴利道，黑壓壓的沿着整條海濱公園之路延伸至尖沙咀碼頭。
大廈的聖誕燈飾相繼亮起，燈紅影綠聖誕快樂，此刻，多麼諷刺。人潮順着一個方向有秩序移動，但誰也沒有觀賞燈飾的興致。
達明一派在1987年那首《馬路天使》，我一直覺得是屬於尖東之歌，「叱吒於漆黑街中／身軀傲然隨處碰／在眼中 在半空 是赤色的霓虹／尖聲高呼於風中／孤單驟然全失蹤／讓困擾 讓理想 盡掃一空」。
原來，三十年前的黑夜，三十年後依然。游離的心，繼續沒有歸宿。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