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紹傑從日本回來後，滿頭花髮，他是第一次看見自己這個樣子。11月底即將踏入56歲，他的前半生，沒法跟社會運動割切，去年12月在靖國神社外焚燒戰犯神主牌道具被捕，被還柙10個月後，終於回港。他伸一伸雙腿，因為坐得太久而感到僵硬，在日本的牢房裏不能抽煙，亦沒有太多活動空間，經常要跪着，令雙腿機能退化。我們站起來，一邊散步一邊談，他急不及待拿出香煙，白色的縷縷煙圈，縈繞着他的灰髮，消失於晴朗的藍天。
記者：梁嘉麗 攝影：易仰民
見面時，郭紹傑高興地拿出拯溺勳章，本該是年頭頒發的，但因身處日本而沒法親身接受勳章，證書上寫着他去年在游泳池值班時救了一位遇溺人士，作為一個救生員，救人是工作，他亦樂在其中，但在日本被囚禁了這段時間，卻讓他身心飽受折磨。
去年12月，在一個肅殺的冬日早上，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郭紹傑在日本靖國神社門外舉着「毋忘南京大屠殺」橫額，焚燒二戰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道具神主牌，那天早上6時他已到達神社門前，由嚴敏華負責拍攝，道具燒了不到30秒，立即有保安走過來阻止，其中一名拉扯着他的外衣，把他們強行帶到警局，經過72小時的拘留及20天的調查期，二人被正式起訴「非法進入他人建築物罪」。
「我冇諗過要坐咁耐，又唔畀我保釋，律師已預備好50萬保釋金，但日本當局話驚我毀滅證據，所以唔畀我保釋，啲證據都畀你哋扣住晒，點毀滅？」頭43天，他都被拘禁於警署的拘留室內，可以在房間內繞圈跑步，後來被送往拘置所，亦即是監獄，他被嚴密看管，更形容是「軍事式」的拘禁。早上有少許時間做運動，一周兩天會有15分鐘洗澡時間，每層有16格囚室，日本人三人一室，而他是「重犯」，所以獨自一人，「喺裏面不見天日，只見到大鐵架，望唔到天空，久不久傳嚟爆炸聲，其實都幾恐怖」。
星期一至五還好，有買日用品的時間，亦有探訪時段，但周末就甚麼活動都停止，「因為日本獄卒要放假嘛，佢哋放假我哋就慘，坐喺監倉裏面咩都唔畀做，淨係瞓、食、去廁所，而且一定要你坐，唔准你企」。被囚禁在日本，最辛苦莫過於不能做運動，長時間跪坐令他的腳出現萎縮情況，頭三個月最難適應，關節嚴重磨損，然後就是肌肉繃緊，「你以為日本監獄好先進，其實好唔人道」。除了身體上的損壞，精神上亦受到創傷。
問郭紹傑一些人和事，一些在囚期間的細節，他會略為停頓，思考一會兒，才能說出來。他算是快人快語的，卻遲遲說不出口，不是因為有所顧忌，而是他真的記不起來。在日本時，他被安排住在單人室，試過申請調去四人大房，但失敗了，「香港都有飯堂，見到其他囚犯都可以傾兩句吖，日本冇㗎，與世隔絕，坐車上庭先見到其他人，可以傾吓偈」。
因為沒有跟人溝通的機會，郭紹傑說自己腦袋也變得不靈光了，經常想不起事情，轉數比以前慢得多。重要的人和事，郭紹傑始終會記住，例如義務幫助他的律師一瀨敬一郎，曾為731部隊及重慶大空襲兩項日軍侵華事件的受害人，義務與日本政府打官司，「佢爸爸係軍人，打仗殺咗好多人，戰後感到後悔，死前叮囑他要幫人」。郭紹傑當時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只覺得這個70多歲的日本律師，非常熱心幫助他和嚴敏華申請保釋及打這場官司。
說到此處，郭紹傑忍不住再次點起香煙，8月上庭那天，一瀨律師精神抖擻，駕了兩個多小時車來達法院，他後來才知道，原來一瀨太太在幾天前過身了，但他卻沒有露出半點愁緒，在法庭上表現得很專業，還讚郭在答辯時說得好，「後來繙譯同我講佢太太過身時，我同佢對望，大家喊咗出嚟」。
郭紹傑痛恨日本軍國主義，卻不恨日本人，他不諳日語，但在日本監獄度過的時日裏，讓他感受到這個民族在生活和情緒上的抑壓。雖然他不恨，但日本右翼對他卻是恨之入骨，選擇在早上6時燒戰犯神主牌，並不是偶然，而是不想碰上日本右翼分子，「當日被拘捕後，喺警署個警官都問我係咪因為怕咗啲右翼而揀咁早進行，佢哋都知道班人係黐線㗎！」
別人老伴患病離世，他替別人難過，自己卻沒法跟太太走到終老。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他是佔領區的糾察長，全副精神放在處理佔領區的大小事，24小時留守金鐘，與妻子的感情裂縫，亦在那時越裂越深。就在他忙於在佔領區中做糾察時，他突然「被離婚」了，其實枕邊人早已萌生去意，一對仔女當時只得14、15歲，兒子很懂事，沒有怪他無法挽婚姻。與前妻感情生變，是他把太多時間放於社運上，還是對方有第三者？也許全部都有關聯，但他搖頭感慨，前妻與他的信念，一直相近，亦很支持他參與工運及社運，「以往7.1，我哋仲會一齊帶對仔女去遊行」。但愛情終結時，實在不用任何原因，他說，做人有時候要學懂放手。
2014年的夏愨道，建出了一條小村，儼如社會縮影，但有人就有是非。做糾察長的郭紹傑，鋒芒畢露，有人指控他「唔畀人衝」、在佔領區內打邊爐，今天再提，大概已無意義，因為五年後的今天，運動早已進化，可惜的是他從日本回來後，依然有人在他的facebook上指控他當年的處理手法，他努力解釋，卻是徒然。
10個月的時間，香港早已變得翻天覆地，回來後，有人罵他是「愛國人士」，現在香港正處危急存亡之秋，他卻去為日軍侵華發聲，「佢哋話呢個係大陸人嘅事，唔關我事」，他只能搖頭輕嘆，一是當時根本未發生反送中事件，二是兩者根本沒有衝突，「日本從來都冇正式道歉，唔識反省，仲不時竄改教科書，我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他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有這樣的行動不會讓人驚奇，然而保釣被人扣上「愛國」的名號，他直呼冤，愛國與愛黨，是兩碼子的事。「愛國？我係愛中國呢個地方嘅文化、呢度嘅人，二戰時期共產黨都未執政！」他深深的吸下一口煙，眉頭深鎖，說甚至一些認識多年的老朋友，都對他作出指控，他感到百般無奈，社會氛圍讓每一個政治舉措，都變得不再純粹。
思前想後，他以「世界公民」自居，認為日本右翼團體從未徹底反省暴行，更覺得自己有責任提醒下一代這段歷史，而軍國主義甚至已在中國滋長，「不排除中國今日亦會以軍事暴力去攻打人哋，問題未必係呢一兩年，可能係20年後，我哋下一代就要受呢種苦」。對他來說，歷史不斷重演，「共產黨執政下冇民主，二戰係反人類行為，香港𠵱家都係面對緊，一人做一啲，個世界先有機會改變」。
訪問完畢，郭紹傑說要去街市買菜，回家為子女做飯。兒子最愛吃他煮的飯和煲的湯，「對仔女係單親嘅，所以一直都係由我煮飯畀佢哋食，個仔好希望我煮飯，話咁先有家嘅感覺」。在facebook上見到他的兩餸一湯，簡單不過的快樂，經歷牢獄之苦終能回港，享受久違了的家庭樂，對他來說，子女和母親都是最重要的人。出發示威前，他沒有想過會被日本當局拘留這麼久，問他有沒有後悔，他淡然地說，只是後悔沒有事前聯絡日本的左翼團體，否則可以得到多一些當地的支援。
身陷囹圄10個月，換來一頭白髮和記憶稍退，體重卻增了八公斤，監獄內規律的生活模式和禁止抽煙，令他看起來更圓潤了，朋友笑說他終於可以戒煙，但他始終煙不離手，幾十年的習慣，怎能說戒就戒，正如他對人權和正義的看法，從十幾歲在美國讀書和工作時，早已形成，以致他回港後加入港九拯溺員工會和職工盟，「我好享受，可以在社會運動中貢獻社會」，談到為同業爭取權益或在佔領區當糾察的軼事，他侃侃而談，但都是逝去的往事了。
世界每天都在變，從前的一些做法，今天未必適合，五年前那場運動有「大台」，糾察隊亦是大台衍生出來的，擁有執行秩序的權力，而權力則由「村民」賦予，到了今天的流水抗爭，再無任何權力架構，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郭紹傑回來後找兒子和女兒「惡補」近半年發生的種種，多的讓他吃不消，顛覆了他對社會運動的想像，只能選擇一個自己能參與的方式，例如拉着橫額參與遊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他知道自己是舊式人，口裏卻時常說着：「盡做喇」。香港人，盡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