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裏凡間】
「為甚麼人類一面展現殘酷的殺戮，一面又有發自內心的關愛呢？」
四十四歲的澳洲作家Markus Zusak二〇〇五年出版了一本反戰小說，名《偷書賊》（The Book Thief），寫納粹德國希特拉用文字摧毀人們的思想時，一個女孩偷回文字的故事；以死神充滿感情的第一身，見證文字協助人渡過時艱的治癒大能。此書被繙譯成逾四十種語言，二〇一三年更被拍成電影，由英國導演Brian Percival執導，小說紅到現在。
Zusak兩星期前無懼風聲鶴唳，匆匆來到這個催淚之城四天，出席了「香港國際文學節×Room to Read」的午餐對話會，重提《偷書賊》在暗黑中尋索文字力量，又談寫新書的十三年艱苦雕琢人性，更想不到這成功人士更願意主動談失敗。
《偷書賊》的時代背景是1938年到1945年二次大戰期間的德國，納粹統治下猶太人被迫害到處躲竄，在紛亂局勢中一群善良草根圍爐取溫，描寫出大時代小人物的人性光輝。書中有一幕，講空襲警報後所有人逃躲到防空洞裏，在籠罩恐懼與不安的空氣中，女主角Liesel打開書為大家朗讀，讓文字安撫人心。走在中環，想起近日的催淚彈放題，逼得一班「手無寸膠」的中環上班族當置地廣場為防空洞（二戰時都爹利街石階旁果真有地下隧道入口，供官員走難之用），不同的場景與時空，一樣的無力感。
「文字就是生活。」逃難中的年輕猶太人Max將隨身攜帶的希特拉著作《我的奮鬥》保命書用油漆一頁頁塗白，寫上自己的故事。亂世重看《偷書賊》，有不一樣的感觸，當下香港人用血與淚寫自己的歷史，讓我更相信仗義每多屠狗輩。
14年過去，《偷書賊》以如詩文筆佔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超過10年，Markus Zusak因此成為澳洲最成功作家之一。想過此書迴響如此大、且延綿久長嗎？
「不知道，我以為那是我最不成功的書，甚至從沒想過會寫那本書。」Zusak皺眉道。「這是有關故事的故事。作為作家我意識到的一件事：故事就是我們本身的故事，我們開始成為我們甚至還遠未出生的人。」
二創父母納粹經歷 「寫作養份來自童年」
《偷書賊》的靈感，來自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五十年代末移民澳洲的父母，總在飯桌告訴他有關二戰的故事，主角原型更是他的母親，參考了她口述慕尼黑被美軍佔領的故事。
「他們在城裏有自己的廣播電台，卻不能說德語。我原本想寫我媽的傳記，甚至已改了書名《慕尼黑的午餐》。」後來他又想到，作為小說，不能只寫事實，慢慢開始雕琢出人物。當時Zusak想這本書應該沒多少人看，於是豁了出去。「開筆時我還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作品流露着青春的茂盛，借死神之口溫提大家一個小事實：『人人都會死。』我奇怪地發現了這是令人着迷的事。」
「寫作是一種對堅持的測試。」對Zusak而言，語言代表了自己的身份和認同，既美麗且可怕。猶如《偷書賊》總是讓人在醜陋的時代看到人性的美好。「倖存者都非常勇敢，因為在最壞的年代，還有比生活更大的東西。」
「我感覺自己的寫作養份大部份來自童年時代，發生在我、家人、朋友的事情，現在我從自己的孩子那裏得到故事。」Zusak說他是家中孻仔，是被寵壞的孩子，而每個被寵壞的孩子總會以自己的方法長大並變得獨特，他們會向人問古靈精怪的問題，而這些答案後來都成為了他的寫作材料。例如，爸爸會回憶與家人在後院打板球、媽媽講過在炮彈橫飛時，人家帶着被鋪、食糧逃跑，她姐姐危急關頭帶着的竟然是她心愛的髮卷。這些人物個性最後都被Zusak拿來二創，成為書中有生命的角色，小細節也使故事栩栩如生。
Zusak稱自己雖不是傳記作家或歷史學家，但研究、fact check的工作仍非常嚴謹，是在那書中區區十多萬字中感受不到的。「我的研究資料多到叠上天花板，在落筆和完成後也去過德國進行研究，甚至書本送到了出版社，研究仍繼續。」他說，書中出現過孩子從農場偷蘋果，他甚至要親自查證選擇的蘋果季節、品種是否在正確區域出現，避免製造錯謬。
《偷書賊》大賣，電影版一樣的吸引眼球，卻出奇地反而成為Zusak心中的痛。
著作搬上大銀幕 「電影跟作者沒多大關係」
「《偷書賊》這本書顯然沒有成功。因為很多人仍認為，我這書被拍成電影那刻，我才算是成功的作家，甚至有人只知《偷書賊》是電影不知有原著。」跟大部份被改編的作者一樣，一旦你把版權賣了給電影公司，電影跟作者便沒有多大關係，Zusak明白「賣仔莫摸頭」的道理。「我花了13年的時間寫了它，他們可以花30秒鐘把故事瓦解，你不能擔心得那麼多。」
當Zusak的足球教練跟他說：「嘿，我看過你的電影。」他多想反駁說：「書是我寫的，但這是他們的電影，電影改編會改變很多東西，當然有些是很漂亮，表演也很棒，但和看書是不同的。看電影你純粹是觀眾，但看書你是參與其中的角色。」
每次有人說看過Zusak的「電影」，他仍會禮貌地道謝。「因為我認識有許多作家的作品根本沒機會發表，或者其中一些會寫十本、廿本書，卻一直沒有進步。」
電影中，死神以鄭子誠tone作感性旁白，觸動心弦；書本的文字則帶給人想像力，看到人類靈魂如何潛移默化地撼動萬物。
13年再磨一劍 「讀起來要一定力氣」
最近，Zusak花了13年終於完成新作《克雷的橋》（Bridge of Clay），一個關於兄弟情、家庭、成就和失敗的故事。「我和寫《偷書賊》時已經是不同的人了，儘管兩書的主題完全不同，但情感都一樣細膩，它是我寫過的書之總和結晶。」
有趣的是，Zusak在父母身上得到故事，如今，他又在自己孩子身上得到創作靈感。
2018年7月，他正在為《克雷的橋》作最後的審編，早上7時，他和女兒並排坐在客廳飯桌前，他在審稿，女兒在吃她的粟米片。Zusak請女兒嚼東西小聲點，他在工作。「你，工作嗎！？」女兒放下湯匙近乎不可置信，震撼了小腦袋：在鍵盤敲啊敲就是工作？後來《克雷的橋》在紐約搞新書發佈會，全家人撐場，有位女士問Zusak的女兒長大後想當作家嗎？「不！這看起來太辛苦了！」女兒不加思索便吐出這句，讓Zusak忍俊不禁。
Zusak坦言，每本書都像學習一種新語言，寫新書的難度在於超越自我。「我雄心勃勃要求自己要寫出驚天動地的角色，後來我發覺錯了，如果你要寫出很棒的角色，那你就得寫出很棒的文字才行。這就是為甚麼我害怕的原因，因為要努力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我一直要求超越自己。」知道了這「自我」的事，Zusak覺得寫《克雷的橋》不能只持「為自己爭取世界冠軍」而寫，應該還有更大的意義。
「《偷書賊》是一本寫起來很費力，但讀起來似乎很輕鬆的書。《克雷的橋》當然也寫得很費勁，但閱讀起來也需要一定的力氣。」 Zusak不後悔花13年時間磨一劍，他認為一本書只要能夠將其思想發展成完整的作品，就可以與世界接軌。
「寫一些能啟發讀者的東西，你也會覺得自己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體驗這個世界，同時重新地被認可。我認為對我而言，閱讀小說是美麗的。」潛台詞當然是寫小說是痛苦的，但他享受這種美麗的痛苦。
成名前低端生活 「經歷使我有故事」
自謔不曾受過正式寫作訓練的Zusak，大學主修英文及歷史，20年前寫下他處女作《The Underdog》，故事獻給他的兩位朋友。開始寫作時，他曾打過三份工，中學老師、導師，以及晚間手術室的清潔工。「我當時並沒有告訴人們18、19歲時候的事情，就算曾是低端人口也沒關係，因為這些經歷使我有了很多故事。」
Zusak的作家事業也並非一帆風順，他寫了三本書之後開始考慮寫新書，結果那本已經寫了的書，遭到出版商的拒絕，Zusak卻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失敗賦予你寫作的能力。」Zusak如此成功，卻更願意主動談及失敗。
「難道失敗的人就無權談論成功嗎？我認為每個人都認識到失敗是成長的一部份，它測試你到底有多想做一件事，也能測試你的性格。」Zusak的爸爸在他小時候一直灌輸一個思想：贏得勝利有時還不及失敗那樣對人有幫助。「失敗是力量的源頭，每當我因失去某些東西而感到痛苦時，他會說失敗使人變得更堅強；失敗激發了下一次做得更好的願望。」
當然，每個人背後的動機不同，有些人成功的動機是不能讓人失望。Zusak說他從不害怕失敗，因為他自覺一開始就從不擅長任何事情，沒籌碼可以輸。「我的失敗教會了我做得更好，並教會了我重視我擅長的事情。因此，對我來說，失敗也是禮物。」
問Zusak如果沒有當上作家，會做甚麼職業？他毫不思索笑道：「遛狗人。」 他再補上一句：「無論如何，我對生活心存感謝，不會站在角落裏抱怨。」
採訪、攝影：鄭天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