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牆兩端】
1989年11月9日，數以萬計市民穿過東西德邊境，拆毀柏林圍牆。他們互相擁抱、流淚，一方面慶祝一家團聚，另方面為自由來臨而瘋狂。圍牆倒下30年後，世上仍有人在努力對抗極權，希望推倒那堵無形而堅固的牆。
一堵牆，豎立起政治形態，卻無阻人民追求自由的理想。兩位前東德人回顧年輕歲月，他們曾冒着死亡的風險，用盡方法再三逃往西柏林，為的就是脫離獨裁的東德共產政權。
「在東柏林，你像是做一份永不能轉工的工作。」
相約63歲的前東德人Peter Barsch在施普雷河（River Spree）見面，下着毛毛細雨，天色與他訴說的往事一般灰沉。Peter在東柏林出生，1961年建圍牆那年他才5歲，因為住在建牆的街上，每天看見持槍的士兵及坦克車駛過，「那時我『唔識死』，經常和其他小孩跑過禁區，父母都不知道，很刺激。」後來，圍牆邊防變得嚴密，再也不能輕易過境，「人們在哭泣，隔着圍欄談話——其實是大叫，很dramatic。」
拆屋興建圍牆 逼遷藍領社區
有一天，Peter的父母黑着臉，駕着一架大貨車，早早到幼稚園接他。「政府官員在沒有任何通知下來到我家，強行把我們的東西搬走，要我們遷到另一個社區。因為原本住的地方要拆卸建圍牆，變成無人地帶。」從那時起，年幼的Peter已感受到東德政權的專橫。他從一個白領社區被迫遷到藍領社區，「我是新來的小孩，到公園玩耍，常被其他孩子推倒在地。」Peter天天哭泣，於是爸爸把他送去學柔道，「我很喜歡，慢慢長成一個自信的少年——也許有點過份自信，哈哈。」
縱使被蘇聯共產政權操控，但東柏林的資訊頗為流通，他們能接收到西柏林的電視與電台的訊號。與其他追求安穩的東德國民不同，他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西柏林就在眼前，你知道有另一個自由的世界——我覺得那才是正常生活，你可以到處去；在東柏林，你像是做一份永不能轉工的工作。」逃走，這並非出於生計考慮，而是自由意志的牽引。
Peter在16歲那年首次逃走，乘火車到邊境小鎮欲偷渡，卻因形迹可疑被邊境士兵逮捕，判處監禁23個月。「同伴承認了我們想逃走，我沒怪他，只是太害怕了。」青少年歲月，就在監獄度過，出獄那年已滿18歲，本想安份做人的他，仍難以忍受東德沉悶的生活。1978年，22歲的Peter第二次逃走，這次選擇直接翻越圍牆，現在回想起也抹一額汗。這次，同伴在翻越圍牆時不小心發出聲響，驚動了士兵搜索。不幸中之大幸，他們在士兵開槍前逃離，逃走行動又宣告失敗。
偕懷孕友逃走 槍口下一直游
「這時候，我心裏其實已有Plan B，就是經施普雷河游水去西柏林。」1978年9月一個晚上，Peter與一位好友Ute逃走，Ute當時更懷有身孕。Peter與我們來到Jannowitzbrucke車站的河岸，指指草坡說：「我們就在這裏換衣服，然後下水。」那天下着細雨，周遭朦朧一片，Peter原本打算浮潛前行，「但戴上面罩後甚麼也看不到，於是我們上水脫掉，只穿上蛙鞋游水。」
我們隨Peter坐火車到下一個站，相隔1.6公里，差不多就是他當年逃走的距離。河道當時有貨船與巡邏船經過，途中亦須經過邊境檢查站，有東德士兵駐守。「我唯一恐懼的，是瞭望塔在我身後那刻，我在想，如果他們現在就開槍，我們的頭會否爆炸？」Peter總是將沉重的事說得輕鬆，他作勢在腦袋上做關掣的動作，「Switch it off！我和自己說，不要這樣想，不要想任何事，一直游、一直游。」他笑說，人們總是問他過程歷時多久，「我可沒有戴手錶呢！而且，你必須要專注，時間就像停頓了。」
就是這樣，他與Ute有驚無險，順利在西柏林境內上岸。二人各自展開新生活，Peter在80年代到美國修讀商科，近十年才回到柏林定居，擔任導遊，不時與人分享這段往事。一晃眼40年，還有跟那位共患難的朋友聯絡嗎？「她仍像當年般堅強，那時肚裏的孩子已健康成長，她幾個月前還當了祖母呢！」
「圍牆倒下，終於可正常地過生活了。」
在柏林地標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前，相約另一位東德逃亡倖存者Peter Bieber見面。74歲的他臉色紅潤，右手挽着公事包、左手牽着太太的手走來，慈祥又彬彬有禮。我們穿過拱門，踏着散落滿地的秋葉，聽他娓娓道出將近60年前的往事。
Bieber在單親家庭成長，父母離異，因父親服兵役，他在16歲才第一次與父親見面，那是1961年4月，圍牆建成前夕。父親住在西德的漢諾威（Hannover），二人臨別時，父親囑咐他暑假再來，他點頭說好。「然而三個月後，圍牆建成，甚麼都沒有了。」
布拉格之春洗禮 三次逃走
全長156.4公里的柏林圍牆，將兩德人民分隔兩地，東德人不能過境西德，連打電話亦禁止。Bieber回想，共產社會的生活很艱苦，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政府限制可看書目、電影和旅遊地點，「我們只可以去五個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都是被蘇聯操控的國家，我當時的夢想是到北歐旅行，這令我很難過。」1966年，Bieber到東德首府萊比錫念大學，當地每年舉辦兩次展覽，他接觸到來自西方的人，令他越加嚮往自由生活。兩年後，他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兩星期，經歷當地一場政治運動——布拉格之春，見證當地的政治轉變，在咖啡店討論人民如何才能過更好的生活，這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體驗。
Bieber意識到，只有逃離東德才有機會過自由生活。1968年起，他先後三次逃走，嘗試經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保加利亞偷渡到西德，但都以失敗告終。他沒有氣餒，終於在1970年，當時25歲的他在東德境內找到一個私營傢俬公司的老闆幫助，希望藏身貨櫃車過境西德。起初老闆仍猶豫是否要冒險幫助Bieber。「我告訴他，我不喜歡這裏的政治，我想離開這裏，見我的父親。」兩人無語對望了一分鐘，「我誠懇地說：『我求你，如果你能幫我的話，我求你幫我。』」老闆最終被他的誠意打動，決定協助他。
協助偷渡被篤灰 判監十年
一星期後，老闆讓Bieber躲進貨櫃裏的衣櫃，他只帶着一個公事包，裏面有身份證、高考證書和麵包學徒證書。車上的等待漫長而煎熬，最緊張是到達邊境檢查站，東德士兵打開貨車門的一刻。
「我跟自己說『我是一個死人』，像石頭，千萬不要呼吸。我祈求沒有搜查犬，否則一定會發現我。最後，他離開了車，門關上了。」當時Bieber仍未敢放鬆，「東德的公路很舊，滿地是碎石，車子經過會發出『噹噹』聲。」Bieber眉飛色舞地說：「當貨車從邊境離開，沒過多久，車子駛過的路變得平坦，我就知道自己成功了。」Bieber神情變得堅定地說：「風險是很大，但我願意承擔，因為我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到達西德以後，Bieber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父親。9年來終於聽到兒子的聲音，父親輕輕喚了一聲「Bieber」，兒子也回應：「Bieber」，兩人激動得哽咽難言，還是兒子打開話匣子，「我明天就來找你。」後來，Bieber到了西柏林修讀法律，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生活，但他仍選擇冒險，幫助11位東德人搭路逃走。「當年那個老闆只是陌生人，但卻幫助我，現在我也有幫人的機會，我知道東德的生活有多糟。」
結果在一年半後，因為被告密，Bieber在協助東德人逃走時，被東德秘密警察在邊境逮捕，判處監禁10年，他又再次回到東德。最終在服刑5年後，被西德政府以五萬馬克贖回，重獲自由。那年他32歲，重新找房子，重新到校園讀法律，人生像洗牌一樣重來。
「圍牆倒下，是我人生中第二個最重要的時刻。」說到1989年11月9日，Bieber眼泛淚光，那晚他從電視看到消息，馬上趕到邊境，見證東柏林的人潮湧進西柏林。「我很激動，終於……圍牆終於倒下了，終於可以正常地過生活了。」
柏林圍牆倒下，象徵人民追求自由，在歷史上寫下波瀾壯闊的一頁。Bieber亦特別關心香港的抗爭。「我有看到你們家的情況，那當然令我震撼，因為我曾經歷過，知道獨裁者是怎樣。示威者走上街是有風險的，人們做的事是拿生命作賭注。」Bieber一臉擔憂，緊張地問，「你寫這個（柏林圍牆）故事，你可能會有危險的，對吧？」我愣住了，一時間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對他的關心既感動又難過。他拍拍我的肩，「那我想說，無論怎樣也不該放棄，要繼續爭取自由，但不該為此而付出性命。或許要等待很久，但請不要失去希望，自由終將會來臨。」
死亡地帶
柏林圍牆其實是兩堵牆，中間由稱為「死亡地帶」的區域分隔，翻越圍牆有機會被士兵射殺，風險很高。從東面開始設立高約2至3米的混凝土牆，中間設置了瞭望塔、鐵絲網、警報器及鐵軌製成的路障，並鋪滿細沙，方便邊防軍追蹤腳印，最後才是靠近西柏林、高3.6米的混凝土牆，而圍牆5米以外亦屬於東柏林範圍。柏林圍牆建成28年間，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至少136人死亡。1962年，首名東德人因越牆被槍殺，直到1997年，該兩名開槍的東德邊防軍士兵，分別被判監20和21個月。
Travel Memo
機票：
乘國泰航空往德國法蘭克福，來回連稅及附加費約為$7,694，往柏林需轉乘火車或內陸機
簽證：
持特區護照及BNO均免簽證
滙率：
1歐元兌8.65港元
鳴謝：
visitBerlin、國泰航空
記者：洪慧冰
攝影：鄧欣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