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到維也納大學開會，穿過大街小巷，想起了《愛在黎明破曉時》（Before Sunrise）裏面Celine與Jesse在維也納的浪漫一日遊。電影距今已經25年，主角兩人早在2013年的第三部電影——《愛在午夜希臘時》中，都說明了：不論是故事劇本抑或主角本身，年輕再美好也不過短暫。但維也納這城市卻幾乎能夠保持原貌，同樣的街景、同樣的電車、同樣的唱片店，除了從以往社會民主黨變成偏右的人民黨執政之外，看起來歲月依然靜好。
維也納大學在舊城區內，而整個舊城區、包括了國家歌劇院、市政廳、國會等等，都是由環狀大道所包圍。環狀大道本來是維也納城的圍牆和護城河，抵抗過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入侵。19世紀，政府將維也納的範圍擴闊至城牆以外，因此拆下城牆，建成環狀大道，將政治、文化、知識等主要建築，都建在大道之上。
到了維也納後，來來回回走在維也納非常有名的環狀大道（Ringstraße）之上。寬闊的環狀大道其實又是所謂的「林蔭大道（boulevard）」，林蔭大道出現在歐洲不同城市的規劃之中，其實又跟我們今天香港人熟悉到不得了的「示威路障」，有很大關係。音樂劇《孤星淚》的抗爭神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其中一句「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所謂barricade指的就是路障。群眾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對抗全面武裝的國家機器。一邊脆弱如雞蛋，一邊堅固如高牆。觀乎近半年來的街頭衝突，每一個示威者所設下的路障，都是就地取材，將垃圾雜物堆砌而成，即使燃燒起來，其實也不怎樣抵擋得住，視覺效果勝過實際作用，是抗爭標誌多於反抗戰術。
同樣在19世紀，做過法國總統和皇帝的拿破崙三世，在巴黎市內將道路修建擴闊，鋪成林蔭大道。一方面看起來有氣勢，但更重要是：道路愈闊，萬一有示威運動或衝突革命，群眾設置路障的難度就會愈困難。我「留名等睇」政府參考兩百年前的做法，擴建彌敦道，Nathan Road變成Mi-dun Boulevard。一防示威者，二來達成「轉型正義」，功德無量。
不自覺地提到醜陋的香港政府，還是說回美好的維也納。維也納大學和維也納這個城市都一樣，古老之餘更一直是世界上文化、知識的核心所在。跟着三十年前就在維也納讀書（隨後在維也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在長居台灣任教的金立群教授，在大學走了一圈，聽他娓娓講出維也納的歷史，幾乎城市內的每一角落都有故事，從食水到地下水道，到每一座大廈建築，都是一堂歷史課。
維也納大學校舍裏面的一個小廣場，擺滿這幾百年來曾經在大學就讀或任教的名人雕像，走完一圈見到無數在不同領域範疇見過的名字，像以前在物理課中見到的Christian Doppler、哲學家Karl Popper，還有Sigmund Freud、Joseph Schumpeter、Friedrich Hayek等名字，再數下去你會以為我在呃稿費。這些雕像除了都是大師，而且都是男性（九成以上），而這也反映了維也納一直都有性別歧視的問題（全世界也有同樣問題，但維也納特別嚴重），像維也納愛樂樂團到現在也是充滿男性團員，按2012年的一個統計，女性團員只佔樂團成員的6%，非常嚇人。
雖然來維也納以開會為名，但實際上是以「文化之旅」為實。因為維也納愛樂樂團出訪亞洲，換成來自德國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作客金色大廳（Wiener Musikverein），由楊頌斯（Mariss Jansons）指揮，演出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臨急臨忙買不到好的座位，只能買到舞台上右手邊、定音鼓後的加開座位，從譜架與譜架之間望向指揮，差點以為自己是樂團一份子，在樂曲完結的時候跟着大隊站起來接受觀眾歡呼。
除了金色大廳，還看了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演出威爾第的《馬克白》，由杜明高（Placido Domingo）飾演馬克白。能夠現場看到78歲的杜明高是非常難得，但這難得背後卻另有故事。幾年前捲到古典音樂和歌劇界的「#metoo」浪潮，杜明高是其中一個備受指控的人物，開始了調查的同時，杜明高在美國的演出和職務都全面取消（有自己取消，也有「被取消」）。
不過，雖然杜明高看來不會再在美國演出，但至少在歐洲仍然很受歡迎。像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就沒有因為#metoo指控而取消合作，相反，歌劇院更將演出進行網上直播、發佈至全世界。調查雖然還未完成，但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與歐洲對#metoo運動的做法，其實已經很不一樣。
離開維也納，登上了開往德國的火車，附近坐了一對不斷用德文吵架的夫婦，非常討厭。我想看看有沒有人可以陪我到餐廳車卡避一避難，但坐在附近的都是老人；而這列火車，也沒有餐廳車卡。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