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籠罩下，你會明白擁有知名度的藝人為何噤聲。
看看大台的鄭敬基、林子博、林泳淘？沉默是幫兇，但沉默也有可能已經是最大的付出。
總不可能要求人人也有條件似何韻詩、杜汶澤或者阮民安豁得出去。
RubberBand的鼓手黎萬宏（泥鯭）也有顧慮。
「對我來說，我的最大顧慮是一說話，大家一定覺得我代表樂隊的立場。」
他強調自己只能代表自己，正如，沒有人能夠阻止他繼續站出來。
跟他一齊上過台，在集會中力撐給國泰航空無理解僱的員工，是王宗堯。
王宗堯試過被捕。藝人沒有免死金牌，不只老闆會打壓發聲藝人，魔警也會。
「我是樂隊一分子，身份不能解除，我的言行，肯定會影響外界對樂隊的觀感。
不過，秤一秤，無論我有沒有在台上表演，我首先都是一個香港人。」
呷了一口啤酒，泥鯭笑一笑：「我樂觀，總覺得在我有生之年，會見到巨大轉變。
香港人有一種特質：不服輸。只要認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加上死不服輸的鬥志，甚麼事也有可能發生。」
我忍不住，拿着啤酒罐，跟他碰一碰杯。
撰文：方俊傑
攝影：王偉洪
為甚麼大家要退後一步？
泥鯭自稱百分百土生土長香港人：留產所出生，荃灣海壩街長大，經過寮屋區火災，搬過去青衣搬過去九龍，由公屋攀上居屋。沒有驚天動地，沒有驚心動魄，跟你的最大分別，只在於他有IT工唔打，走去夾band。「如果不是樂隊受到大眾認識和尊重，我說甚麼，沒有人會留心。既然行得到一個有人注視的位置，為甚麼不好好利用，讓更多人知道我的想法？」
Shine的徐天佑得一個隊友，敢言，尚且說過一句「四面受敵」，泥鯭有三個隊友。「我不覺得綁手綁腳。隊友們很好，很明白，只是叮囑我萬事小心。你知，今日，行出街，也有可能遇到無妄之災。」既然高風險，為何不好好地繼續跳舞算數？「沒有這個地方，沒有這支樂隊。現在香港出事，我是否要幫一幫忙做點事？哪伯發聲，或上街？我不是企得很前，只不過其他人向後退了一步。我會問：為甚麼要向後退？我們本身是香港人，本身是個市民，市民有權利有義務：有權利發聲；見到不公義，更加有義務抱不平。根本不需要講到甚麼英勇不英勇。」
太謙虛了。在今日，藝人說句R.I.P.也有可能被封殺，似泥鯭肯接受《蘋果日報》訪問，已經需要勇氣。「以前，年紀細，會覺得大家都在這裏長大，點解你不似我一樣大聲疾呼？現在明白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包袱。尤其去到一定年紀，崗位難免出現變化，做了丈夫，做了爸爸，總有些朋友無可奈何下要低調一點，即使發聲，也要變得婉轉。其實很多藝人也有話想說，只不過越來越多顧慮，不能高調，便站在鬥爭者旁邊，可能做文宣，可能提供物資，用不同形式支持。我覺得他們才偉大，無名無姓地努力。」
做過維穩騷更加清楚方向
泥鯭自小家貧，學習樂器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爸爸、媽媽、婆婆也是走難來香港。自小耳濡目染，知道深圳河以北的制度，跟香港的制度有甚麼不同。正正因為這些不同，他們不滿，才要逃難。慶幸我們一家人的價值觀，大致上一致，減少了我的壓力。」比很多小朋友幸福。「我相信好多人的內心跟我們一樣，只不過，香港提供了太多好處，他們食得飽穿得暖，有些記憶，便模糊了。」
要去到中學階段，因為認識一位同學，接觸過同學父親的珍藏黑膠唱片，玩過一兩次結他，才算對音樂產生興趣。買盒錄影帶，自學打鼓。「一支樂隊，有人彈結他，有人打鼓。打鼓似做龍門，猜拳輸了，才會做。」一開始的時候，組樂隊，是為了有型，方便媾女。沒有想過以後會作為職業，甚至事業。「到打工，有經濟能力時，膽粗粗拜師鼓王Donald Ashley，也只為驗證自學過程犯了幾多錯，學了九個月，工作忙，已沒有繼續。」
畢業時，正值IT業界崛起，泥鯭寫程式，收入不錯。跟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樂隊，不過是麻甩佬的公餘活動，所謂的男人的浪漫。「到辭職，簽約唱片公司，已經三十幾歲，第一年收入，是三千元。好戇居。」
戇居是因為有太多想法急於發表。樂隊開始自己寫歌，寫歌詞，很想看看能否收割。「完全沒有唱片公司理會我們。」那是偶像組合還當道的時期。直到雷頌德把樂隊推薦給黃柏高，總算找到大樹護蔭。轉過公司，幾年前，開始獨立運作。「在大公司有把遮罩住，有一定代價，怕火燒連環船，我們的決定，會影響到公司其他藝人。」
泥鯭說的，是2013年維穩騷風波。那年的七一回歸，反國教餘波未了，市民一邊在港島遊行，RubberBand在啟德碼頭開心高歌，引起很大爭議。「大家質疑主辦單位為何選擇在那個日子那個時段找那些組合去表演。那一個月，我們一班隊友都有掙扎是否應該退出。公司跟我們直說：『一退出，牽連甚廣，似骨牌效應，要賠上天文數字。』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只好用自己的方法硬做下去。」
幸好，六年前，社會還不至於今日橫蠻無理，主辦單位竟然沒有過問歌單。結果，45分鐘內，樂隊獻唱了《天問》、《一無所有》、《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還有因為反國教事件而出生的《睜開眼》，總算不用委曲求全。「幸好那次沒有審查。不過，讓我們更加清楚之後要繼續堅持自己的方向。」
這幾年，RubberBand基本上跟大陸市場斷絕來往。「市場氣氛轉變，我們選擇了站在這一邊，那邊的市場自自然然會篩走你。還好香港的朋友還有生意給我們，託賴總算生存到。」香港細，但死堅持製作廣東歌。「無辦法，創作就是為了分享想法，感動人，有甚麼好得過我手寫我口？只希望聽眾們接收到我們的能量。」
香港人變得更團結
三十幾歲才出道，泥鯭說，好處是大家都在社會打滾過，比較懂得怎樣跟人相處。「一般樂隊解散都是因為大家都藝術家，稜角太犀利。我們幾個在相處上，沒有甚麼藝術性。」
壞處是年紀大對於體能總有影響。「四個人有四個人的生活節奏，現在要有魄力走在一起創作，越來越吃力。反而想給自己定下一個時限；未必是拆夥，但不太可能維持住一年或年半推出一張唱片的產量，總要思考一下下一個節奏該當如何。」
泥鯭把隊友形容為夫婦般親密。夫婦，也像香港市民跟政府的關係。「一對夫婦，或情侶，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現在，你看到的，是政府以一個謊言遮蓋另一個謊言，一邊扮可憐另一邊卻惡形惡相恐嚇你。」
「成長的時候，這個地方講道理；漸漸地，太多事不再公道，對方還要振振有詞。明明我們一直守規矩，好乾淨好企理，大家不會欺瞞大家，我還想在這裏生存下去。當你突然發現原來無法繼續生活，連決定有下一代，也是一種拖累，怎可能不做一些事出去守衞？屋企火警，你也會不斷找方法救火，然後，政府話你打爛防煙門，犯法，要拉要鎖，你說是不是很荒謬？」
泥鯭不怪罪有人見到火警還袖手旁觀甚至幸災樂禍。「人各有志。考驗永遠不會來自風平浪靜的日子，一定是出於大是大非之前。」這場火災，最後會燒出一隻火鳳凰？還是夷為焦土，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試試拿2019年跟2014年比較，最大分別是香港人變得更加團結，我們的關係結實得多。開始多了人認同自己：我是香港人。有這種觀念好重要，所有事的發生都建基於自己對自己的認同。2014年，事件完結得很快；2019年發生的事，會發展下去，哪怕會轉變成另一種模式。」
曾幾何時，泥鯭認為香港人只注重生計，日日都要趕返工，失去工作等於失去一切。沒有幾多個似他的任性。「從今次事件，我看出香港人另一樣特質：不肯服輸。無論面對經濟上的逆境，還是大氣候的打壓，死不認命。」泥鯭說，情況再險峻，仍然樂觀，深信在有生之年，會見到轉好的一日。
願大家夠長命看得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