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一種最基礎、最原始的人類產業，是初級產業（primary production）之老祖宗，基本的要求就是「土地」、「人力」、「技術」和「制度」。
土地
二戰後，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及兩韓都進行了土改，用不同的方式去釋放出農地予農民鼓勵生產。當時，日本用行政手段把農地由大「地主」手中強行賣出予小佃農，希望耕者有其田（想不到吧！還是美軍佔領時迫使日本政府採取的措施），當時的小農能有自己的土地當然高興，努力生產改善了生活。但數十年之後，這些「小地主」農夫老了，要他們再次釋放農地出來又變得困難，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稅制下手。日本有林林總總的資產稅土地稅：土地本身的年稅金，承繼土地的遺產稅，拿來建屋就更要一次過繳付數十萬港元，以後的房地年稅也比一般用地高昂，在日本擁有一片土地的成本絕對不輕。但只要是用於農業的「綠化生產地」，便只需繳納象徵性的年稅，要申請這些優惠必須簽訂長達十年的農業使用協議。權衡輕重之下，不想賣出土地的地主都開始願意租出農地，新農夫也有上十年的保障可以持續以低廉的地價發展事業。回看香港自開埠以來，土地都是以極低成本被地主「擁有」着，所以地價飆升之後囤地之風劇烈。其實大多數的國家都有基本的土地政策針對空置土地，因為空置的土地是沒有實質產值與功能的，在國家倫理來說是不道德的，但香港人對「公有」資產價值的概念薄弱，很難接受改變百多年來的積習，單單是土地空置稅一項的討論已諱莫如深。
人力與技術
這方面在前幾篇已有談到，不仔細再贅述。日本行的方向不再是分開的補貼、補償，放棄那裏要錢就那裏撥款，用而不當的思維。而是帶動行業的前景，要打造出從事農業是「搵到錢」又「有型」的事業，吸引年輕人試闖一下。政府要做的便是扶助如寺尾先生、柴海先生等年輕「社長農夫」、讓這些新農業先驅富起來，營造風氣。香港的年輕人也不乏關心農業，對農業有所期望，但從事農業可沒有甚麼進升階梯，所以開場打拼是唯一出路（打工的話只有到漁護署才能「薪優糧準」）。我們也可以把老農與農青結合在一起工作，起上下傳承的作用，再加強新興的水耕業、有機農場、休閒教育農場等等的橫向聯繫、架構農業平台讓大家更易交流訊息，成功的項目也能成為後學的模仿對象。
制度
香港與東京都是現代化又人口稠密的大都會，東京的面積、人口都要比香港大得多，但擁有的農地卻比香港多出不了些少（東京7,130公頃，2015；香港約5,000公頃，2018）。兩者的農業都隨着都市的發展而退出公眾的視野，糧食蔬菜都能在附近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輸入，生產意欲低迷。兩地因為不同原因在數年前重拾農業發展的工作，但情況卻大相逕庭，東京是隨國策而積極找出都會的農業潛在價值，再加以發揮；香港則是因應社會抗爭而被迫回應。其實，香港政府的政策有那一次不是為了「應機」才提出呢？近年連頭痛醫頭都談不上，多數是做做show，拖沓着留給別人解決。如果真的有心有魄力改革，可以學習背景相似的東京，以農業去帶動都會發展的質素，無論是環境、生態、健康、教育、旅遊、文化、歷史、工藝、地方經濟，全都可以跟農業連上，並不局限於「食物」供稱這一老套思維之下，農業在香港仍是大有可為的產業。（待續）
撰文：坪原猴
新界邊鄉成長的野猴子，拾起父母的鋤頭想保着最愛的農村風光人情，希望每個孩子都能有赤腳走阡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