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敏校長（1963~1978）在1978年退任，當時新亞學生對他沒有好感，總覺得他高高在上，刻意一統三院，後來明白到，中大一統，是歷史的必然，中文大學既是公立大學，港英政府撥款支持，若各自為政，大學校長權力受限制，李卓敏有鴻圖大略，政府有意集中管理（尤其是消除崇基的教會影響及新亞的台灣聯繫），大力支持李校長是很自然的一回事。錢穆先生是歷史學者，早已看透，故此中大成立不久，他便掛冠而去，錢先生是為了新亞學生的前途，當初才決意讓新亞加入中文大學的。
李去馬來，馬臨教授上任後（1978~1987），因為人隨和，比較寡言，左丁山當時已是校友，對他認識不多，怎知發生了兩件事，馬校長都着人找左丁山處理。其一是一位新亞同學指控一位講師，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類，有指控，有辯解，為免事情鬧大，令校方尷尬，馬校長找左丁山與那位同學斡旋、講和。其二，大概是1982年間（許家屯回憶錄曾提及此事），中大來了三位內地訪問教授。姓戚（法律）、姓李（經濟）、姓喬（人力資源），馬校長親自來電，請左丁山帶三位教授到中環看看，介紹他們見識見識。於是左丁山請他們到中環認識了一些法律界、銀行界人物，後來因為轉工後經常到東南亞出差，便轉請一位崇基校友銀行同事接棒為三位教授中環聯絡人。一年後，三位教授都回了北京，怎知道再過幾個月，「喬教授」重臨香港，一個人住在崇基博文苑一個單位，左丁山往探訪，談了一個下午，飲啤酒之餘，多口問一句：「你姓喬，中國前外交部長喬冠華大名鼎鼎，你知道的？」「喬教授」答：「他便是家父，文革時期與我斷絕父子關係。」左丁山吃了一驚，知道這位「喬宗淮」教授不是來中大訪問那麼簡單，果然不久後他便進了新華社當上副秘書長，再成為「中英聯合小組」成員，左丁山打電話到新華社約他茶聚，給接線生阻截了，以後也就不敢再企圖與他聯絡，只從報紙上讀到他的新聞。想不到他離開香港往芬蘭擔任大使之前，卻主動約了左丁山在希爾頓酒店飲下午茶話別，還順便請左丁山幫忙他在芬蘭開設一個銀行戶口，以備在赫爾辛基之用。這也易辦，一位新亞師弟是一家芬蘭銀行的經理，打一個電話便成，那是最後一次與他見面，之後再無任何形式的溝通與聯絡。這麼多年來，只是奇怪為甚麼趙紫陽會找馬臨校長做中間人，馬校長又為甚麼打電話囑左丁山介紹喬宗淮等到中環，有跡可稽的是，馬校長任期內，中大與內地大學交流由無到有，閔建蜀教授在80年代中期已為內地國企管理人員辦培訓班，三四十人一大班，曾租沙田第一城單位為宿舍，令中大管理之名，尤其是閔教授，聞名中國企業，創香港的大學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