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寇」在近代史上已是專有名詞，指的是「孫文、陳少白、尢列、楊鶴齡」。但近年有些史論文章卻把「四大寇」的「四」廣延為「六」。
如：傅國涌著《百年辛亥》（2011版）第289頁謂：「青天白日旗本是1895年興中會發動未遂的廣州起義前夕，由孫中山最初的同志、『四大寇』之一陸皓東設計。」在此，增加了一個陸皓東。
又，《近代中國與近代湖南》（2007版）論文集蒐有彭先國《論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革命黨與會黨的聯合》，論文中說﹕「享有『四大寇』譽名之一的鄭士良『自少投入洪門三合會，頗得眾心』。」
在此，「四大寇」又增加了一個鄭士良。本來四大寇是孫、陳、尢、楊，如今加上鄭、陸，那是說「四」得「六」了。
上兩例也許率爾操觚，可算是無心之失。但有些文章的錯誤卻是有所故意的，是有心之失。如：
台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黨派史》（1983版）其第695頁說：「國父孫先生與尢列、陳少白、楊鶴齡等四人，為革命四大寇，曾通令緝捕……。」
這在「四大寇」之前加上「革命」，那就令人惶惑了。作為專用名詞的「四大寇」還要再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嗎？
又一例是發生在海峽的這一邊，有書名《羊城杏壇憶舊》，其第192頁有云﹕「當腐朽的清王朝，屈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和孫中山一起被清廷稱為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
但「被清廷稱為」這說法該是那位作者的杜撰。為什麼一定要強調是清廷主動稱之呢？大概執筆者要表示自己立場，貶義之詞都該記在清廷頭上。但這種「私意」卻違反了事實。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別錄》（《興中會革命史要》附錄）第十一章《四大寇名稱之由來》說：「初楊鶴齡與尢少紈同學，既至港，在楊處識予，後由予介紹之於孫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輒聚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又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目之為寇，而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蓋有慨乎言之也。」陳氏是夫子自道，說得十分清楚，是「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並非《羊城杏壇憶舊》作者所說「被清廷稱為四大寇」，是由清廷作出的稱呼。
再看「四大寇」之首的孫中山說：「予與陳、尢、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孫中山說「四大寇」這詞是戚友叫的，意思說這指「暱稱」了。
再看接替陳少白而主持《中國日報》編務的馮自由（李煜堂婿）說：「興中會成立以前，孫總理、陳少白、尢列、楊鶴齡四人恒假香港歌賦街楊耀記商店（鶴齡先代所遺）高談造反討滿，故有四大寇之號，時人輒稱造反作亂者曰寇。楊耀記店夥聞總理等放言無忌，遂以此名稱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辭。」（《革命逸史》第一集「尢列事略」）
在此，陳少白、孫中山、馮自由三人所說雖互有詳略，但並無扞格，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三說交疊相加，那就接近於廬山真相了。只是店夥那「四大寇」一詞亦可有別解的，在《清稗類鈔》「廣州方言類」條下有說﹕
「四大寇，猶言四大強盜也。外省人落魄者，結成團體，以乞食為事，如有喜事，必來送喜，其實乞賞錢也。」另在《清稗類鈔》「乞丐類」又說到﹕「四大寇，廣州有之，丐也。丐而以寇名，喻其兇惡也。初由四人倡之，故曰四大寇。若輩非粵產，皆外江老，宦粵官吏之子孫，窮無所歸，流落於羊城，以行乞為事者也。然其行乞有異於常人，必擇巨室之有慶弔事者乃往。若為需次人員之私寓，不論其為何省人，輒認為同鄉。既至，則呈遞手版，向索賞錢。手版書姓名、籍貫，上冠以先代之官秩名號，例如原任南海縣某某字某某之子某處某某是也。其來也，率衣長衫，趿破履，而結黨多者，至數十人，非銀幣數十圓，不去也。」
據此揣拊，楊耀記店夥出此謔稱，是挪用了一種「賴着礙主人」的社會觀感，當然，笑謔之言，更不會是完全能對應解讀的。
傳統說「四大」，往往是指等量齊觀的事。但楊耀記店夥口中的「四大寇」却非如此。前引陳少白《四大寇名稱之由來》的末段有說：「實則縱談之四大寇，固非盡從事於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廣州之役，楊與尤皆不與焉。」就是一則陳少白以「四大寇」而反向「四大寇」所作的負評。那讓世人知道「四大」當中是有水份的。
關於尢列和楊鶴齡的吸食鴉片卻是可供一噱的。馮自由在《尢列事略》有這樣的描述：
「尢志在運動工界，恒於煙館賭徒中宣傳革命排滿，遂亦漸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輒購阿芙蓉膏若干，燒肉麵包各若干，歸寓閉門停業高臥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時人稱鴉片曰黑米）俱盡，然後重理舊業，然就診者固門庭如市也。」
尢列之嗜鴉片， 是因「宣傳革命排滿」，為革命而犧牲自己，染此「阿芙蓉癖」了。而楊鶴齡也一樣有「阿芙蓉癖」，知之者較少。後來，家人說他戒掉了，而且臉色也紅了，但那已是孫中山逝去之後的事了。
一八九〇年孫中山曾上書鄭藻如，提出興農桑、禁鴉片、辦教育等建議。此時正是「四大寇」昕夕相見之初，是在楊耀記縱談吹水的年代，禁煙建議，又未知是否由「四大寇」共商參詳的？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