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一百週年時，董先生完成《讀胡適》一書的寫作，擲筆三嘆，似是當時已看見黑雲壓城，預感大事臨頭，排校期間一而再跟我談到胡適幾十年間對五四運動的種種反思，既有感激，也有痛苦，更多的是一種愧疚。
董先生說五四運動一過，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先生已感到愧疚，五四第二年他就說：「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然而，中國的青年實在犧牲太大了。當時三十歲不到，胡先生說的青年是還在校園裏的學生。到了五四四十週年時，他又說：「五四是個不幸的事。我是向來不主張學生干預政治的，青年人應該享受國家的保障，使他不干預政治。」
董先生寫道：青年學生掀起的五四運動既然是胡先生說的全國學生愛國運動的勝利，既然產生了胡先生列出的許多正面效果，既然扭轉了古老中國各個階層的命運，犧牲大些其實值得。對於胡先生後來支持國民黨禁止學生干預政治，董先生用了好幾個「也許」，他體恤胡先生的愧疚和不安：「那也許是胡先生一貫老成持重的個性的流露，那也許是胡先生三番四次表明他不想涉足政治的心願的反射，那也許是胡先生慣於周全執政黨的習性的昇華，那也許甚至是胡先生的遠見，不想看到青年學生受左派利用成了無辜的政治棋子。」
董先生寫《讀胡適》時比胡先生一九六二年走的時候年長一些年了，一百年來的國難和中國人的悲苦看得更多了，不只親眼見識了共產中國的崛起以及其統治的專制，還親自領略了極權逼近香港的滋味。「綜觀五四運動之後幾十年來胡先生對五四的論斷，不難看出這個運動縱然加速了國民黨的蛻變，同時卻也為共產黨的擴張和壯大提供了理論和組織的基礎。」
凡政治不良，又沒有政治輿論的時代，干政一定落在學生的身上。按理我們是有政治輿論的，但胡先生的話，還是又一次應驗在香港年輕人身上了。年輕人犧牲太大了，但並沒有成為政治的棋子，他們在扭轉的是自己的命運。
我是不太相信「以史為鑒」這回事的，黑格爾說人們總希望把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讓政府、統治者知道。但是，沒有一個政府、一個君主、一個國家，會從歷史上吸取過教訓的。我一直沒跟董先生說，胡先生的痛苦也許在於他太忌憚政治太體恤國民黨，胡先生的愧疚也許在於太愛護學生不肯搶學生作自己的群眾反而使自己遠離了青年。「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蔣中正一九五二年才說這句話，說得有點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