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老人歿後，一字萬金，教人浩嘆。老人晚年，顛沛流離，生活悲苦，人多憐之。一失足成千古恨，淪為漢奸，疑點重重，滿瀰陰霾，今猶未清。中國人重氣節而輕務實，尚以死殉國。我則認為有比殉國更可為的事。如我在《舊日香港上海人》一文中所提及的蕭三平，你大可視之為漢奸，可他確實救了不少人。若不投身虎穴，以身殉國，將會有更多無辜者隨他同赴黃泉。國不能保民，民以一己之力求存活而又可救人者，何有錯之？知堂溫和篤厚，跟其兄魯迅狠辣尖刻大異其趣，若說近代文壇文人筆戰夥，非魯迅莫屬，讀彼雜文，滿紙硝煙。回顧新文學歷史，少有看到知堂與人筆戰，然也有例外。三十年代初曾發生過一起，人物除知堂外，還有清秀穎慧的年少錢鍾書。論年齡，錢比周小廿五歲，地位學識懸殊，緣何會掀起筆戰？禍源始自知堂「輔仁」八講後，輯錄一卷《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文分「載道」、「言志」兩派，厚「言志」而薄「載道」，知堂旨在理清新文學承接的源流，同時亦彰顯本人的文學概念，行文樸實無華，無端引來犁牛有子的錢基博兒子錢鍾書不滿。原來此前錢基博曾出版了一本《現代中國文學史》，倡導「載道」，周作人卻力主「言志」，無疑是對其父著作之匡正。這可能是錢鍾書個人的附會吧，心有不服，就在《新月月刊》發文反駁。文中提到一本《梅花草堂筆談》，暗示周作人學識淺薄，未讀過這本書。周當時沒覆，錢遂有「潮打空城落寞回」之感，怨藏心中。
三六年，知堂忽地作出回應說《桃花草堂筆談》老家紹興存有四、五冊殘本，並加註云──「本亦無妨一談，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金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人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意即說不是不知有這本書，而是書的文學水準不高，暗諷錢鍾書目不見睫，只是錢鍾書其時正留學英國，不曾得見。迨三八年回國入清華大學教書，四年後又來較勁云「雖然愛惜生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樁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身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鬆散時變成了諷刺。只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有比一己之嗜欲更高的理想。」猙獰面目，纖毫畢現。面對狠言指責，周作人豈能安之若素，回曰「事理不通，論文字可以點翰林，論學問可以成專家，但是不通情理，自說自話，說他低能似乎欠妥，總之精神上有什麼缺陷，成了這種毛病。」語氣凌厲，知堂文章少見。四五年周作人因漢奸罪被囚老虎橋監獄，是年錢鍾書發表短篇小說《貓》，乃中國近代諷刺傑作，含沙射影，把當年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盡情揶揄一番，林語堂、趙元任、沈從文、梁思成、林徽因（音）榜上有名，此中重要人物為陸伯麟，即知堂化身，其中一節如此描述──「留一小撮日本鬍子的老頭兒……他兩眼下的黑圈不但顏色像煙燻出來的，並且綫形也像繚繞彎曲，引人人思緒的煙篆……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像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身繫囹圄的知堂，年事已高，屢經波折，世事看通，「新月送斜陽，斜陽送高閣；獨自過板橋，聽弄梅花落。」懶散心態而成， 只在《飯後隨筆》聊上幾句「葵有二典：衛足，向陽；明末往北美洲輸入中國，屬菊科，雖然它既不是葵，因為生得太高，即使葉能傾陽也蓋不到他的根……，它並不隨日旋轉。」少了鋒芒，少了教誨，甚至沒有諷刺，短短一句「不隨日旋轉」，四両撥千斤，毫不着力，已足消解錢鍾書的兇猛攻訐，正是苦趣的所在，前輩隔岸筆戰，你刺我截，不破臉皮，氣量雅度，值得深思。
（附記：文中部分資料為微訊友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