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阿日（化名）被控暴動罪後，感受是「痛苦、痛苦同痛苦」。保釋後，他的生活表面一切如常，事實卻是不能再自由參與政治集會、每晚12時前要回到報稱住址。一次，他與朋友如常聚會，快到12時，他立即回到住址，關上門，聽見門外朋友傳來的歡笑聲，他感到非常辛苦。一扇薄薄的門，區隔開自由人與非自由人。阿日說：「個門口仲薄過立法會道玻璃門，但係我就係唔可以行出去，而為呢樣嘢感到痛苦，就係你有好多自由嗰時，你唔會感受到自由有幾快樂，但係當你一冇咗呢個自由，你就即刻感受到有幾咁痛苦。」
記者：趙曉彤 攝影：何量鈞
自從6.12開始，直至被捕那日，阿日每到現場，都站在示威者的第一排，搬鐵馬、設路障，然後拿着盾牌，用自己做「肉盾」替後排示威者擋子彈和催淚彈，不時有海綿子彈擊中他的盾牌。他的盾牌，除了「咩彈都擋過」的雨傘，還有就地取材的垃圾桶膠蓋。有一次，他的手足把一個綁了兩條索帶的垃圾桶膠蓋傳到他手上，這個膠蓋擋下了一發海綿子彈。
阿日傾向直接行動，所以4月沒有參加遊行，6.9的遊行本來也不想去，不情不願來到現場，卻看見百萬港人擠滿了港島區主要道路，他看見了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決心。當日，因已有6.12罷工、罷課等行動升級討論，令他相信香港人「好似已經摒棄咗五年前雨傘革命嘅一啲教條主義」，原來，香港人也會用行動反擊政權。那天，他所看見的「不一樣的香港」改變了他的決定，此前，他已計劃移民，盡快離開這個他眼中議會失效、政府為所欲為、修例通過就會人人自危的「家」。那天開始，他決定無論情況再悲觀也好，他也要留在香港積極面對。
我問我自己幾多次都好，都係會揀嗰日企出去，企第一排食子彈，我都會選擇喺嗰日做同樣嘅嘢。
決定參與反送中運動，且預期走在前線，阿日開始請教法律界朋友意見，同時翻看暴動罪案例。6.12清晨走到金鐘搬鐵馬前，他已清楚知道走在馬路上，最嚴重的後果是死亡，其次是身體嚴重受傷，而最輕是被捕，被控非法集結或暴動罪。他笑言被控暴動罪好像已經是「輕咗」的後果，「我已預咗被捕，但我會保護自己唔好被捕，只不過我嗰日跑得慢，哈哈」。
身在現場，他從未覺得會避得過種種後果，他只是盡量不被捕，「因為俾人拉咗就好似𠵱家咁，就唔可以再企出嚟，就只可以匿埋喺間房同人哋受訪問，然後就宣揚自己，或者用另一個方法去宣傳件事，永遠做嘅嘢就係匿得好埋」。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阿日仍是個家庭管束甚嚴的學生，9.28那日，他沒有在街上「食」催淚彈，此後也是運送物資到佔領區，他無法留守街頭，因為晚上8、9時就要回家報到。雖然，他說自己是港獨派，支持直接行動，但傘運至反送中這五年間，他的所謂行動也不過是和朋友、同學激辯政治，思考政治理論和社會問題。
反送中運動裏，他的自我定位是「理性勇武」，他所定義的勇武，是「一個摒棄教條主義，而且係會因時制宜嘅一個群體，你可以講話佢哋抗爭係冇底線，而係願意同警察作正面衝突嘅一班人」，因為自我定義為勇武派，每到現場，他都要求自己「企前少少」。但企到最前，他做的也是搬鐵馬、築防線、用肉身守衞防線。他表示，有多勇武其實是要視乎社會氣氛，直至他被捕一刻，警暴情況不是他受訪時那麼嚴重，當時他找不到理由說服自己縱火、掟磚，他過不到心理關口。
被捕那日，他被控告的罪名是非法集結，兩日後，警方改控他暴動罪。那刻，他有一點愕然，感覺卻不強烈。只是當他保釋後，回到「日常生活」，每日都感受到生活的巨大變化，他才漸漸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痛苦。他的社交生活與政治權利已受限制；他的家人年紀很大，令他擔心自己無法好好照顧家人，想起家人就覺得自己不孝；他先要面對以年計的審訊過程，這段時間如何工作？如果判監，放監後又要如何找工作？每一次，站在示威者的第一排，他都以為可以承受所有後果，但「針唔拮到肉唔知痛」，他覺得即時被收監、甚至即時被一槍打死，也沒有現在面對漫長的法律程序那麼痛苦。
阿日身上，總流露一種豁達感，提起暴動罪也是一臉輕鬆。前來《蘋果日報》大樓接受訪問，他最期待是訪問後的下午茶，吃茶餐吃到嫩滑的炒蛋就一臉滿足。只是，他的輕鬆自在，會隨着時間接近12時而消失。回到住址，關上門，他感到自己被一條巨大的鎖鏈鎖着，他就是不能走出門口，「呢種俾人限制自由嘅痛苦仲要係咁唔普遍，我同你講完之後，你都唔會明白到底12點鐘之後唔畀出街係一個點嘅感覺，但真係好痛苦，我直情覺得已經監禁緊咁」。
「點解我嘅自由要咁樣俾公權力限制呢？我好晦氣一句說話，就係究竟我做錯咗乜嘢呢？即係，林鄭日日瞓喺自己間房度，佢會覺得自己冇做錯到，佢咁樣出賣香港人，想扼殺一整代年輕人嘅未來，覺得要拉晒所有後生都冇所謂嘅時候，點解我要成為呢個犧牲品呢？」
「有冇後悔過？」記者問他，他移開視線，沉默。半晌，記者再問他同一問題。「冇」，他回答，「啱啱你一問完我，已經覺得係冇，但我諗真啲都係冇，因為做人點解要後悔？係你覺得你要再做呢個決定時，你唔會咁樣做，我問我自己幾多次都好，我都係會揀嗰日（被捕當日）企出去，嗰日企第一排食子彈，我都會選擇喺嗰日做同樣嘅嘢」。
「我相信某些價值，我相信自由係好重要，相信民主係好重要，相信人權係好重要，呢啲係構成對我生命好重要嘅元素嘅時候，而我眼前，我唔能夠眼白白見到佢俾人剝削，又或者係支離破碎，我冇辦法唔出嚟反抗。咁所以問多我幾多次都好，我都係會答冇後悔，幾多次都好，我都係會堅持行出嚟，喺街頭嗰度」。
歷時逾百日的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其中一項訴求是「釋放被捕人士」，這令阿日更深刻地感受到運動的成敗確實是與他的人生命運糾纏在一起。他認為政府如果想修補社會撕裂，必須釋出一些橄欖枝，令大家感受到政府有溝通意願，所以五大訴求的其中兩項「釋放被捕人士」及「撤回暴動定性」是必須的。不過，他認為林鄭一定不願意做這件事，相反，對方只是想消滅一整代人，「佢每次圍捕、追捕嘅都係一啲年輕人，佢有意圖地想扼殺一整代年輕人嘅思想、自由同抹殺佢哋嘅命運」。
就算有心理準備知道最壞情況係被捕，我都唔想被捕，被捕我就唔可以再同其他手足齊上齊落。
對於不少人以「義士」形容被捕者，阿日很不喜歡這兩個字，認為是把光環強加於手足身上，「但嗰啲被捕嘅手足，佢心裏面想唔想坐監呢？就算我有咁嘅心理準備、我知道最壞嘅情況係被捕，我都係唔想被捕嘅，因為被捕我就唔可以再走去前線抗爭，我唔可以再同其他手足齊上齊落」。他認為，當他人正在承受痛苦，整件事卻被「義士」兩字光榮化、英雄化，他不想成為這樣的英雄，他只是為了香港做應該做的事。
百日之前，他來到金鐘，搬了一個早上的鐵馬，實在很疲累，便離場，到朋友家裏休息。下午，他在新聞直播看見警方已施放催淚彈，「仲返唔返去呢？」他眼見大量示威者只帶了普通口罩，而他是當時極少數帶備防毒口罩的人，自覺「裝備比較精良」就要站在前線「頂住」。從此，他每一兩星期就站在前線一次，還自覺「參與得唔夠人哋多」。
如果，一場大規模的香港社運，遲了一年發生，阿日大概已移民他國，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因為看見一點點希望，他留下來，「係押上咗我前途，但我會開心過我當初嘅選擇」。
百日之後，他已被迫離場，且感到反送中運動的前景悲觀，只是在悲觀裏，他認為大家可以選擇積極做人還是消極做人，「我都係會好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地去繼續參與呢場運動，因為真係太多嘢係人唔能夠預知得到，你以為你可以預知得到、可以掌握得到，其實好多時突然之間就有好多嘢就會成功到」。
悲觀裏，他選擇積極前行。被控暴動，雖然痛苦，但「冇所謂啦，life must go on」。